我一直以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中没有莫言与王朔是一个遗憾，她记录的大多是1985年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万花筒。王朔在八十年代后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意味。我以为，这意味在他的口语使市井重新回到小说,市井是社会生态的血脉。八十年代前半期，文学其实以盲目崇拜欧美语言为主潮，意识流、长句子在高行健、王蒙的倡导下，成为许多人追逐的目标，语言与生态往往是割裂的。
在王朔之前，有阿城，《棋王》的好处也在真实的市井气息回归——王一生的所有追求，根子都在食欲。只不过阿城的市井因以儒雅与机智作态度，有精神外衣就招人喜欢；王朔穿着个大裤叉、圆领衫，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反以践踏儒雅为机智，不加任何掩饰，就招很多人讨厌。其实王朔的好处恰就在这不世故与无遮拦，一身真实的北京胡同串子气息。他用“丫”来组织口语，语速慢而经常在拖长中透出一种轻浮中的轻蔑。但他无奴性，起码不会看人脸色下菜碟，当谁的面说谁的话。以我看，为人也实诚，不虚伪，不做作。
王朔屁股后有一堆追随者，近亲繁殖他的语言方式。一帮人招摇过市，人多势众，难免常觉得王朔就被架在那儿，他的态度就会在簇拥中发酵膨胀。他的口语在小说中，被文字记录时会有节制；面对记者却会因挑逗撩拨而忘乎所以为洒脱。我们总习惯以自己规范作评判标准而天马行空，王朔的毛病也在这里——在你这一元，完全可以不喜欢金庸或季羡林、张承志，但你不能以你的标准强加于他们。你得认在你之外还有多重不同标准，他们也在自己的标准中构成价值。你得承认他们，他们也同样该在他们的标准外承认你。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其实大家都做不到。为什么？还是气度问题。气度不够就党同伐异。党同伐异就招人讨厌。
当然也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大家都直率光明地像王朔这样无顾忌痛快地表明自己的好恶，这种不屑世故是不是也是一种气度？要是大家都这样鲜明地个性自己，喜欢与讨厌都由人说去，一人认准自己一个色调，这个世界你我交叉冲撞冲突，不也斑斑驳驳、浩浩荡荡着有一种勃勃的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