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知人情，人情指的是什么？具体说的是什么呢？
判断的角度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人情，简单的就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人情”是是非非谈
当今世上，中外华夷，都认为华人社会是讲“人情”的社会。连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引用一位香港银行家的话说：“‘如果你想在华人圈内寻求合作，一位圈内头面人物的推荐比在桌上拍一沓钱管用得多’。我在亚洲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人情”究竟是好是孬？是美是丑？千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有点莫衷一是。
作为在社会上生活的人，没有谁不盼望别人多施一点“人情”予自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纶送我情”，倜傥如李白尚不能免。没有谁不害怕别人对自己一点“人情”都不讲，“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傲岸如林黛玉犹不能忍。大概正因为此，国人自古重人情，轻国法。孔子认为，当亲人犯法时，应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互相遮瞒。而孟子甚至认为舜对别人不仁则诛之，自己的弟弟象不仁不仅不诛反加封赏是对的，他说：“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
然而，每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又都害怕别人对自己不公正，都害怕别人在讲人情时损害了自己。大概也正因此，韩非子否认孝的价值，否定人情的意义，认为：“父有孝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韩非子·忠孝篇》）走上了另一极端。而墨家腹黄享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想免其子之死。腹黄享认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乃墨者之法，不可徇私，坚持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处死，表现出一种公正无私的品德。（《吕氏春秋·去私》）
其实，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情”皆不能不讲。要是世上没了亲情、爱情、友情，光剩下钱和物，光剩下一个个冷冰冰的面孔，谁能受得了。连鲁迅那样的铮铮铁汉也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许多人眼里，这“人情”就是那保暖的衣裳、防弹的背心、避风的港湾，谁都需要的，而且许多人都认为，只要人人都多奉献出一点真情，这世界就能变成人间的乐园。可是，这“人情”又是绝不能滥讲的，尤其是当着“人情”与公理，“人情”与国法冲突之时，更是如此，否则，势必导致是非不分、道德失范、社会混乱。历史上以情害理，以情害法之事并不鲜见。
经历过史无前例日子的人们大概都还记得，那时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泛滥，人斗人、人整人成为一种时尚。人们慨叹世风不古，人情浇漓，从心底里呼唤“人情”的复苏。可是，曾几何时，这“人情”又泛滥成灾，并与“权力”、“金钱”联姻，其流弊渗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成为腐败蔓延的助推力。而今，利用人情拉关系，走后门，徇私情而舞弊者有之；为了编织关系网，进行感情投资，以金钱买人情，再以人情谋私利者有之；一些地方“人情”风极盛，婚丧喜庆、大操大办，“人情债”象滚雪球一样，搞得人们不堪其苦……今天，如何抗住“人情”潮，过好“人情”关，已成为社会的难解之题。
我们党历史上有许多干部是过好人情关的典范，建国初期，毛岸英的舅舅向毛泽东提出想得到个厅长职务时，毛泽东让毛岸英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反动派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笔者之所以愿当一回文抄公，实在是因为毛岸英在情与理、情与法的关系上讲得太好了。
“节物先后南北异，人情冷暖古今同。”这“人情”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还会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关于“人情”是是非非的议论也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