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当今世界，有着三种最主要的性观念和性规范：以生殖为主；以人际关系为主；以娱乐为主。
按照经典的说法，在过去的一千年开始之时，世界正处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后来发生的“文艺复兴”相比，它恰似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当然，这是一种过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例如，当时中国就处于一个毫无特殊之处的改朝换代过程中，没有什么黑暗与光明可以划分。
在中世纪的西方，盛行着以基督教文化传统为主的性规范，这种沉闷禁欲的性道德与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国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它的关于性是罪恶的观念，对后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与古代和东方的性规范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反对肉体快乐。它的主要关注在于，性的目的是为生殖繁衍还是为肉体快乐；为生殖的性活动被视为是正当的，是不可避免的；为快乐的性活动则被当作是不正当的，罪恶的，应受惩罚的。基督教理想中的性行为仅有一种，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内的以生殖为唯一目的的异性性交。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西方性规范的改变迟至十六世纪末期才发生。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从性行为中顺便获得快乐不再是错误的，只有那种以快乐为性活动唯一目的的性行为才是有罪的。当时，关于性的话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医学的。教会认为性属于道德范畴，医生则为宗教的话语提供“科学依据”。直到十八世纪，医生还认为手淫对健康有害。随后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对解除人们的性压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所发明的一套关于性变态的话语又造成了新的压抑。在宗教的权威之外，世俗的权威也增加了人们对性的恐怖心理。据考证，在现代早期，人们的性交一般只持续几分钟；大多数人没听说过性交准备动作；只采用男上女下的体位；女人很少享受到性快感；女人对性快感的需求受到怀孕和生育时可能死亡的威胁；男女双重标准盛行：男人的婚外性活动可以忽略，而女人的婚外性活动却不被准许。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和世俗的禁令是现实生存状况的反映：在十六世纪前，恐怕性活动的吸引力远远不如现代生活中那么大。人们很少能遇到很性感的人，或者有剩余精力从事性活动的人。人们的头发里面长满了虱子，呼吸恶臭，牙齿残破，很少洗澡，皮肤上长满湿疹、疥癣、溃疡、烂疮和其他丑恶的疾病。女人有很多妇女病，阴道感染、溃疡、疮疥、流血等，这些疾病使性交很不舒服，疼痛，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性交。性交活动可能导致多种性病，如一位十八世纪的传记作家波斯韦尔就至少得过十七次淋病。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化太大了，我们很难想像过去那种肮脏、残酷和短暂的生活方式。
对性的规范除了生理的基础，更有着其经济的基础，比如非婚生子女继承家庭财产的问题；非婚母亲及其子女需要亲属照顾成为其负担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形成了一整套性的禁忌。成年人对儿童从不言性，在有教养的人们当中也从不谈论性的问题。沉默和惩罚制造出性的恐惧，社会以此来制止青少年的性活动，规范成年人的性活动。在那时，人的裸体被认为是淫秽的。
持续了近千余年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性规范，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是在十九世纪，随着女性生育越来越少，性的生殖功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二十世纪，人类性行为的快乐功能超过生殖功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点已经被整个人类所接受。如果说动物当中都会有口对生殖器的性活动，如果说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都会有同性间的非生殖性性行为，这种行为还会有多么不自然呢？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是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其理由在于，就像过少的生殖性性行为一样，过多的生殖性性行为对于人类的生存也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困扰着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迷恋于性活动，不再是因为它可以繁衍保种，而越来越多地是为了这种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性的目的就是它自身，它是人类各项活动中唯一幸存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活动，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大都被锁在墙壁、栅栏和锁链之中，被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之中。性和生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致人们提起基督教关于生殖应当是性的唯一理由的观点，会觉得它是那么的古老和过时。古代哲人曾有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规范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中的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的性革命，使西方的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性规范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这种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规范的主要因素就是生育与性快乐的疏离。目前，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已婚妇女的避孕率也已达到百分之八十，有的地区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许多其他国家也有相当高的避孕率。
即使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在有些国家，平均每百次怀孕中人工流产的比例竟能高达百分之五十五。在人流比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每两次怀孕就有一次是不生育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的性交根本就没有导致怀孕了。普遍的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使得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性规范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生育不仅不再是性的唯一目的，就连性的主要目的都算不上了。从为生育的性活动在人类全部性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来看，生育在所有的性目的中也只能算是很不重要的一种了。
在当今世界，有三种最主要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第一种仍坚持着以生殖为性的惟一合法理由的规范，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有着较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旧把性看作自我放纵和罪恶。第二种性规范认为，性是爱的需要，爱与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爱才能有性，没有爱的性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性规范的。第三种性规范则认为，性的目的是娱乐，性仅仅是人生多种快乐的来源之一。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性的规范还是带有某种趋同的变化趋势，例如：夫妻感情联系的增强；邻居亲属的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对各种形式的性活动的宽容。自十九世纪以来，上述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电影、电视、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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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潮流，即保守观念的回潮。保守观念的回潮在西方是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也正是爱滋病刚刚被发现的年代。爱滋病在全世界的流行起到双重作用，一个是传播了七十年代的性观念，另一个则是重新导致了性焦虑，其中最明显的是同性恋恐惧症。宗教界和保守人士发起对七十年代性革命的全面反攻，声势浩大。他们重申家庭价值，希望回到性革命之前的那个世界去；他们将一切在婚姻形式之外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视为越轨的行为，认为它应当受到像爱滋病这样的灾难的惩罚。
不过，有一点可以预期，人类的性活动在经历更多曲折后，仍会朝着丰富多彩的方向往前走，不再回头。人类完全可以对人极其丰富的个性在性领域中自由表达的前景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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