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人们都津津乐道地争相议论着。“文革”以后中国电影恢复以来，还没有一个电影明显像我这样公开离婚。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情形我已在我写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中描述过，现在就不再重复。不过在当时，经济上的困难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克服的，何况我这个人吃苦也吃惯了。只是有时想起过去的事觉得现在脸上还发烧：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日本东京参加影片《天平之甍》的开幕式上。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去日本时，我还是现役军人。除了军装以外，一件其他的衣服也没有，而我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见得可以买一套像样的服装。
从接到通知的瞬间到出国前的最后一分钟，我一直在为出访的服装忙碌。为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出国任务，又不丢国家的脸，我每天奔忙于北影服装车间借服装，忙得天昏地暗。
尽管我已为此次的出国之行尽了大量的努力去准备，但在日本，还是为我的衣服伤透了脑筋。
参加开幕式是我们代表团此行最主要的活动，《天平之甍》又是日本在“文革”以后第一部到中国拍摄外景的影片，也是第一次剪彩邀请中国电影界成员出席，因此日本方面格外隆重。所有的日本女宾都穿和服，那么相应对等，我作为唯一的中国女演员应该穿旗袍。可是我只有一件从北影服装间借来的呢子旗袍。而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旗袍。那件北影旗袍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破旧不堪，胸间被虫子蛀了一个洞，下摆还有另一个洞，旗袍开叉的地方撕裂了，服装师傅用线在那里挽了一个大疙瘩，背后的呢子绒毛已经脱落，显露出麻袋片似的底。
在开幕式前，代表团召集开会，为我的旗袍出谋划策。没有人想得出妥当的主意来。后来，还是我绞尽脑汁弄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胸前的洞用一朵红花缀在上面挡住，开叉的地方呢，提上皮包就看不见了，背后的麻袋片只有听天由命，寄托在希望到会的日本人都是近视眼，侥幸不往那个方向注意，而下摆那个洞……我可以紧紧地跟在代表团员身后走，尽量笑容可掬地对所有人，吸引他们看我的脸而忽略我的衣着！
唉，那一次去日本，难堪的事情层出不穷。穿的全是借的衣服，从上到下千疮百孔，只有脚上的丝袜是自己买的。
我一共只有两双丝袜，来回倒着穿。丝袜在日本是穿一次只要破了就扔掉，而我每天在东京白天应酬回来在临睡前支撑着沉重的眼皮还得在灯下缝补丝袜。缝好后再洗好、晾干，第二天早晨再穿。丝袜是最不经用的东西，每天破，每天补。在日本十几天丝袜已伤痕累累，真不知道我那左一个疙瘩右一个疙瘩就像静脉曲张的双腿在唯美主义的日本人眼中看来作何感想？
我们每天的日程排得非常满，女演员要上午一套衣服，中午一套衣服，晚上一套衣服。每天走马灯似地把仅有的几件衣服来回倒腾，弄得我精疲力竭。
最紧张的还是晚宴，在日本，每个餐馆的门口都有服务生为你脱大衣。当我每次风度翩翩地把大衣往服务生手上一交，大衣上赫然印着的大字“北影服装”立刻跳入眼帘，而不少日本人是认识这几个中国字的，何况款待我们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是中国通。我只有立刻挤出最动人、最灿烂的笑容来掩饰我的一头冷汗！
当然，我所有的服装都是借用北影服装仓库的。有一次，我穿着北影的某一套服装，怡然自得地和我们的日本陪同聊天。她给我看前一次来日本的中国电影代表团照片，我一眼看见了照片上的张金玲，她竟然和我穿的是一样的服装！原来我们借了北影同一套衣服访问日本！一时间我瞠目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转移那位陪同的注意力，可是晚了。她已经发现了。她对我说：“看，张小姐也是同你一样的衣服，你们都喜欢这套服装，是吗？”
前一阵子翻看照片，看到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有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中野良子等等。许多合影我们在一起，日本女演员个个花枝招展、服装考究，我们中国女演员穿得都土里土气，艰苦朴素过了头。我在当中尤其扎眼。不是我的漂亮使人扎眼，而是因为我穿的是一件自己亲手缝的相当于一些小女孩用两块大手帕前一块后一片拼起来的实际上是穿着睡觉的汗衫！
那时候，我们同海外团体交往也罢，出国也罢，都不许收对方的礼物。如果对方非要送我们礼物。价值五块钱以上的都要上交。而我们回送给对方的礼物呢，哪怕价值五百元国家都不会补贴给你。
在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日本演员栗原小卷送给我一串玻璃仿制的钻石项链，我用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即十元钱买了一个骨头雕刻的镯子回报她。日本电影代表团前脚刚离开北京，后脚上面的通知就来了：“把那串项链交上来！”我当然马上交了上去。这次我去日本，厂长亲自指示：“把那串项链发给她戴！”于是又发给我戴。而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呢，又收到了另一份通知：“把那串项链交上来！”于是我又交了上去。
后来，我主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放映，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前往参加首映式。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老板许敦乐委托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给我一架照相机。可是照相机没有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到了，要求我把那架照相机交上去，而我知道许先生送照相机这一信息也是从通知上得来的。于是，这架送给我的照相机我连面也没有见着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