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友的留言，想象一抹阳光照在桌上的样子，很是感动，因为昨天一天，从波士顿赶到纽约，然后参加晚上公司在联合国的一个活动，所以一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一直低头看手机短讯的老板忽然感叹一声，这个医院真的没有办法看了，原来他收到了别人发给他的一篇报道，记者把茶水当成尿液送多家医院被验出发炎。回来搜出这篇报道仔细看了，是一篇很用心的调查式新闻报道。中国的医疗体系问题成为了我们昨天晚上餐桌上的话题之一。九院士在政协大会上的联合发言，指着中国医疗体系在过去二十年的倒退，还有吴仪副总理在小组会上，对于民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现状，公开道歉。
其实如果官员真的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道歉是应该的事情，只是这种正常的行为做的人实在太少，甚至是没有人这样做，于是吴仪的道歉就变得不简单，而且也让民众感动了。但是，如果只是中央的官员们道歉足够吗？不要忘记，面对矿难家属的时候，温总有流泪，但是最新最大的一次矿难，就在两会期间发生。只要搜索一下两会新闻，关于医疗问题，05年就有代表提出设立平民医院，解决看病贵的问题，06年，代表委员们纷纷呼吁，中国的医疗改革到了十字路口，而07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政府所有的公务员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如果所有的部门依然把部门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高的话，我想，高官道歉，还是没有用。
说到官员道歉，倒是想和大家提提在香港官场发生的一件事情。03年9月非典发生之后，为了振奋人心，振兴香港经济，特区政府出资办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演出，“维港巨星汇”，广邀世界各地明星，但是结果活动反应冷淡，安排混乱，造成了上亿港元的损失。这可是纳税人的钱呀，于是民众，媒体，立法会议员开始不依不饶追究政府的责任，结果政府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小组，同时政府内部也展开调查。最后，负责这次活动的是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卢维斯被指负有责任，经过调查，发现他在批出活动合作项目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审核对方的资料，犯了五项行政错误，被罚款近十六万元，并且被警告，如果再犯错误，将会被免职。不过立法会议员们依然不放过政府，认为，在这次事件里面，只是处理卢维斯一个人不公平，因为他只是一个主要负责执行的官员，主要的决策权还在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当时的工商科技局局长唐英年和其他两位官员手上。因此也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而事实上，早在04年，当时接替梁锦松，成为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已经代自己的前人，公开向民众道歉，并且表示，自己作为一个问责制下的局长，会对事件负上全责。不过看看他最终道歉的过程，也是从一开始的极力推卸责任，到最后不得不向民意地头，用一句道歉来挽回政府的声望和民众的支持。
官场的卸责文化，或者说公务员的卸责文化，到处都有，关键是如何确保问责制度的执行，这需要外力的监督，外力来自议员，也就是人民代表，媒体，还有每一个公民。其实卢维斯的这个案例，我想可以给内地一个很好的借鉴，那就是，制定政策的官员需要为政策的好坏而负责，而不是把责任一级一级往下推，但是如果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上出现了问题，那末具体执行和落实的官员和公务员也要为此负上责任，而不是把责任一级一级地向上推。
道歉总是比不愿意道歉，死不认错要好，但是道歉过后，还是需要为出现的错误找出原因，以及应该为此而负责的人。出现失误的政策，需要的面对现实，及时纠正，但是好的政策，如果在执行的层面不到位，依然会变成对民众有害的东西。而这一点，需要的是问责文化，需要执行者都明白，做得不好，是要付出代价的。算不算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官场文化，再多的眼泪和道歉，也没有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