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月3日晚，武汉洪山体育馆，崔健个人演唱会
崔健，54岁的崔健，又一次开演唱会了，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
这一次，他演唱会的名字为“阳光下的梦”。
他自己的梦是什么？他今日对音乐、社会有怎样的思考？本报记者与崔健就此长谈。
■我们目前生活在既非感性，又非理性的混沌年代，人们不敢坚持自己，不敢探讨自由。
■现代人不是拿着西方文化看中国，就是拿着中国古代东西骗外国人，这都不是创造。
■我们之所以丧失人气，是自己的选择。我们从没奉承谁，所以没有人气。如今站在音乐舞台上的全是影视明星，出场费动辄要多少，这些都是歌迷的遗憾，都是笑话，属于亚洲听觉文化的耻辱！
■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选择了音乐，实际都是被别人选择。亚洲文化本身就是不断自我复制，创新少。现在的歌，歌词全是为了讨好消费者，听了就知道卖点在哪里，他们的灵魂被“贿赂”了。
■我的迷茫是永远的，不能否定将来还有更大的迷茫，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之路。
9月26日晚10点，北京东三环边的CD酒吧，酒吧股东之一据说是刘元———崔健的音乐搭档，有人说这个酒吧是崔健经常活动的据点。
透过玻璃窗，远远看到走下吉普车的崔健，衣着普通，以至于能留下印象的就是一顶配有红五星的棒球帽。这是崔健北京首体演唱会结束后的第二个晚上。
甫一坐定，崔健的神情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你没有去演唱会现场？那，采访就半个小时。”语气中带着些许调侃。但随着谈话的进行，他逐渐多了些机警和敏感。语调不高，但情绪时常会激动起来。话语间没有任何周旋和掩饰，尤其是谈到复制的文化、演出市场混乱等方面，他的神情中明显有愤怒。
说话过程中，他的帽檐常常遮住双眼，让人只听到一种不容争辩的声音。“我们”、“你们”、“他们”———分别代表了崔健和他的乐队、媒体和乐评人三个阵营。他认为三者关系间有个隐形纽带———“贿赂”(关于“贿赂”的独特解释见下文———编者按)，在崔健的谈话中，这一点出现频率极高。究竟谁贿赂谁，他没详细解释，反正他不贿赂任何人。
一切都是那么直白。在周遭充斥着“塑料植物”般仿制文化的海洋中，崔健对抗着，拧巴着。因为，“梦想不是让人听到的，而是让人看到的！”在他看来，我们的流行文化是复制的，缺乏生命力。
崔健说，我们目前生活在既非感性，又非理性的混沌年代，人们不敢坚持自己，不敢探讨自由。那么在摇
滚圈摸爬滚打20年的他，又是如何坚持和探讨的呢？
我的演唱会不是句号
记者：听说9月24日演唱会结束后，你和朋友们开庆功宴直到凌晨3点多。
崔健：是的。演出完挺开心。不像演时有压力，精神要集中。演完才发现，呦，时间过得这么快，根本都没感觉。
记者：演出时，新歌、老歌交替进行，哪个更受欢迎？
崔健：岁数大的喜欢老歌，年轻人挺喜欢新歌。我在台上感觉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互动场面看不出来，那都是公式化的东西，走出音乐厅，留下什么印象才最重要。
记者：据说当时有不少空座，上座率有多高？演出成本收回了吗？
崔健：这些我都不清楚。反正看着观众有九成吧。
记者：演出前，你曾经对媒体表示，“希望唱新歌，给歌迷新的形象和感觉”。如何理解你所指的新形象和新感觉？
崔健：那个记者写错了，应该是新的感觉和方向。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在那里原地踏步，回头守旧。怀旧只是当时觉得好，事后就无所谓了，容易淡忘，好的演出是能让人回味的。我希望我的演唱会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
那些年轻人在我眼里属于高级植物
记者：是不是挺反感“怀旧”这个字眼，感觉你很抵触这个。
崔健：我从来没做过怀旧型的演出，那是别人安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没有做过，干嘛要说呢。这场演出安排老歌，不是怀旧，只是互动形式。
记者：跟20年前参加演出相比，觉得观众有变化吗？有人说你人还在那里，但是观众已不在那里，即使他们来听歌，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崔健：(观众)没有变化才奇怪呢。演出后才发现，很多观众的内心，完全被音乐积极地调动起来。中国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内心中的情绪，希望通过一种音乐方式表达出来，就会选择我的音乐。这不光是和我互动的表现，更多是他们与自己生活的互动，对生活一种积极观察的态度。20年前的观众，现在往往渴望求新，希望有新的形象。当他们找不到的时候，还会寻求老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还是比较消极，等待广告轰炸，给他们塑造偶像，躺在床上就可以消费。没有积极地发现问题，缺少创新的欲望。年轻人追求的是享受生活的机会，主流生活方式已经很清晰，这些人在我们眼里都属于高级植物。东南亚就盛产这种文化，不去观察真正存在的问题，只是销售和购买。
记者：这次有网友留言：“感谢崔健，让我们又可以在忙的时候，想起青春，想起理想。”这种信息的传达是你所希望的吗？
崔健：我觉得很多人喜欢自己的青春期，大学毕业时那股劲，他们愿意通过我的音乐，看到过去。也有人非常不喜欢过去，已经不复返，干嘛非要回去，也就不愿意听我的音乐。每个人根据个人生活经历，与我们音乐进行反应，而不是我们简单认为该怎样。
谁毁了文化市场？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崔健：我觉得是！演唱会起名———“阳光下的梦”，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崔健：阳光下的梦不像白日梦，是可以实现的。坚持梦想，坚持我们最初的追求，一点一滴地去做。就像真唱运动，我们开始设想做10年，没想到3年后，国家就有反应了。社会还是有良知的，人们是喜欢梦想的。
记者：采访之前，我和乐评人李皖交谈，他看了今年你在武汉的演唱会，总体感觉，有股落寞、冷淡的氛围。尽管你个人进步变化很大，单就演唱会的形式，则缺少互动性，以及精神和情绪上的共鸣。
崔健：首先中国没有摇滚形式，那都是西方的。现代人不是拿着西方文化看中国，就是拿着中国古代东西骗外国人，这都不是创造。什么时候才能甩掉左右拐杖，从根的地方站起来。别拿西方形式说：你搞的不是摇滚乐。不！我们是第一个！你们为摇滚乐花过多少钱？中国摇滚乐是现象，不是文化，自身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愿意发生这种争论，也早就做好准备，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已经说服过自己，先要创造出机会去表演，才能说发展。演出市场早就让港台这帮摧毁了，你都不知道一个演出证，要花多少钱去买，你知道吗？你去问问，港台娱乐是怎么强奸文化市场的？完后，再说中国摇滚乐是什么样的吧。
打破现实空间，去创作
记者：做摇滚20年，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崔健：说了，你也不敢写。我们就是想为社会做出点有意义的工作，要比跟你一样生活在政治文化空间中的人，有着更加自由的思想空间。只有这样，才配做摇滚乐。当你不够自由的时候，你要发现什么人比你更加自由。现实空间不够满足你，就要打破它，去创作。
记者：你的梦想就是不断去打破，又不断要得到的过程吗？
崔健：这实际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你会发现现实社会甚至连一些公平竞争的方式都不能实现。某种程度，我们还停留在讨论公平之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资源，让自己去接受“贿赂”，去抬高被“贿赂”的资本，这是一条路。另一条路，则是不通过“贿赂”来实现理想，就是把你的话语权充分利用，让人去关注你真正的想法。
从形式上表现我们的梦，已经做到了。但是说到具体的理想，很复杂。如果三言两语，就是对理想的亵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关系更多人。自己都觉得很危险，不愿意说。如果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从言谈举止，分析我所有的生活，会找到一个结论。
当我的行动和言论达到一种平衡时，你就会发现，我没有闲着，我在按照自己的梦生活。有梦想的人多了，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对媒体去说。我今天就说多了。因为梦想不是听到的，而是让人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