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资料图片)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公开演讲时说：“我只要求过美国国务卿赖斯两件事，一件是在华盛顿看郎朗演出时为他献花并拥抱，另一件是要求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李肇星说他是在郎朗的一次德国演出中，“迷上”他的，郎朗将国歌的音乐语汇即兴融入《黄河大合唱》里，“我听得非常激动，他很爱国。”
“咱们国家的外交官和大使一般都比较懂音乐；科技部的人一般都比较喜欢音乐；商务部有一群人很喜欢，还去买黑胶唱片。”郎朗对他的“粉丝”了如指掌。
2005年10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文化节，邀请郎朗做专场演出。郎朗弹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时候，特别留意到布什“眼睛高兴地转来转去”，演出结束，布什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对今天人数虽少、但层次极高的观众感到满意。”
2006年，郎朗在四川认养了一只熊猫，把自己的小名“亮亮”给了它———在中国的外交场合，郎朗常常扮演“大熊猫”角色。
这一年，郎朗的“公”务繁忙。4月，布什在白宫为胡锦涛举办欢迎宴，郎朗是惟一被邀请的华人音乐人，“弹完之后，布什当着胡主席的面叫我：‘嘿，兄弟，来白宫玩啊，我有很好的厨师。’照相的时候胡主席转过来跟我说：‘你跟布什关系不错啊。’”两个月后，郎朗被指定在上海合作组织六国首脑会议演出。之后，又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成为亲善大使中最年轻的——郎朗的“大熊猫”兼职做得如鱼得水。
同年，郎朗受香港特首曾荫权邀请移居香港。“如果我想拿美国国籍非常容易。但我是中国人，好不容易代表中国走到今天，如果换成美国国籍就没意思了。但是拿中国护照出国太麻烦，到我现在这份儿还得去排队，我不是觉得没面子，是我没时间去排队。”郎朗从不掩饰自己的骄傲或激动，就像他总也改不掉的东北口音一样。这令一些听众为之疯狂，也被一些评论讥讽。
郎朗一家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在近一个月的中国行期间，郎朗一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他是在去美国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专访前他还安排了谭盾参观自己在北京租的国际公寓——两人在电影《夜宴》里合作配乐，并将在明年推出新的合作作品，由纽约爱乐乐团首演。
2007年3月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收入排行榜上，郎朗以收入1.5亿元位居第二名，排在第一的是姚明，郎朗之后是十二乐坊———恰好是中国的三张“名片”。
专访结束后，从德国空运来的淡金色奥迪车在楼外等待送他们去机场，郎朗一边匆匆吃着外送的西式午餐，一边盘算：“今天完蛋了，要坐飞机，没练成琴。明天下飞机就练，多补一小时。如果补两小时，就把手累坏了。”郎朗宽大的临时寓所里没有钢琴，他把表演当作练习。
有人说我不像钢琴家
郎朗的成名极富戏剧性：1999年，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明星音乐会上，钢琴家安德烈·瓦兹突然身体不适，17岁的郎朗被推荐担任替补，在埃森·巴赫指挥下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一举成名。
担任“超级替补”后一年，郎朗便与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以及欧洲乐团签约。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更趋向成名的机会。
2003年伦敦交响乐团首演，对方要求他弹迈克尔·蒂皮特的曲子，郎朗说我能弹别的吗，对方说不行。郎朗不想弹的原因，是那个曲子“很难听”、“很烦人”，但他最后的选择是，咬牙坚持。
“如果放过那个机会，我就要再等两年。”郎朗对此十分“清醒”。
两年里，他的演出场次从以前的三年约200场，增加到现在的一年近200场———也就是说，郎朗不到两天就会演一次。
我的长处是背谱能力很快，要什么我就能弹什么，这是我能走到今天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很多钢琴家只会弹两三个作品，有时候人家开幕就要某个曲子，弹不出来不能演，机会就没了，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我现在没有危机感，在我这代学钢琴的人里，我还没有看到谁比我更强的。上一代最出名的是基辛，比我大十岁，他前面那一代实力很硬，竞争比较强，到他这一代，等于是他垄断市场。
我现在走的路跟他比较像。但他就是弹钢琴，我的路数比较宽。电脑对他们那代人影响不大，但我们这代人特喜欢高科技东西；我还喜欢体育，喜欢跟体育结合做东西。
以后的小孩肯定会走我这条路。他们再出来，连CD都不一定有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很可能就在iPod上面，一个曲子一个曲子地去卖。我想5年以后唱片业都没了，什么曲子都要下载。我现在曲子四分之一销售量都在iPod上。这没什么，只是换了一种媒介。伦敦交响乐团已经把一些乐曲做成手机彩铃放到网上供下载，但销量不行。交响乐现在越来越难，上个世纪是指挥家的时代，这个世纪是演奏家的时代。现在是越来越个人主义，追星、偶像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浅，但对演奏家个人就是很好的机遇。
我知道有人说我不像钢琴家的样子。其实古典音乐从来没有固定的样子。贝多芬和莫扎特就不同，贝多芬早、中、晚期作品又有不同。给古典音乐把关、定向是很幼稚的，是外行的说法。
作曲家已经死了，你不可能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假如他写一个“渐慢”，你可以在第一拍渐慢，也可以在第二拍渐慢，也可以在第一个音弹完之后的第一秒渐慢，你可以在游戏规则里玩很多花样。一个奏鸣曲，可能是ABCA，或者ABA类型的，如果他写的A段是“温柔的”，你可以第一次弹甜一点的温柔，再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再弹有骨气一点的温柔；第二次你可以调过顺序来弹；第三次你还可以在温柔里隐藏一点忧伤。这里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你可以有大概的“快板”节奏，但具体表现要根据音乐内容来决定。这样表达的范围就宽了。
有人要通过生活来完善钢琴演奏，这完全是错的。如果这样，那莫扎特、贝多芬就没有了。他们都是从音乐里面体会人生。并不是说要先有爱情才能弹出爱情曲目，也不一定非要你家死了多少人，才能弹哀乐。
秘方必须去国外拿
郎朗一直强调父亲是自己的陪练。这对颇有主见的父子，其实一直在挑选着适合自己的指导老师。他们从沈阳抛家到北京，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退学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不断向更有名望的老师靠近。
“姚明如果没有到NBA也达不到这个水平。”郎朗说。
现在，郎朗每年跟著名音乐家巴伦博伊姆预约大师课。新推出的贝多芬专辑里，郎朗就用上了跟这位德国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学习的“祖传秘方”。
我从来都不相信音乐有一个固定格式。音乐学院以打分制为主，规定哪里该怎么弹，我非常不赞成。
我们的钢琴教师主要是留学苏联，弹俄罗斯、东欧作品还行，像肖邦、李斯特、老柴；西欧东西就很难了，弹舒曼、贝多芬，别人一听就觉得不对。知道和声是怎么回事，但不会用它，就像我们发明了火药，但是没研究出来大炮。
中国演奏家在国外被接受也比较困难。我刚去美国时，有时候上大课弹琴，有人笑我：听着就像老外唱京剧。西欧很多东西都是先以理性为主，再感性，而东欧的东西是先感性再理性。咱们中国人受这样的教育，对感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把握。有的德国人弹巴赫，技术很烂，但是听起来味道就是很对，他有“祖传秘方”。这个秘方必须去国外拿。除非有一天，所有音乐家都住在北京、上海，秘方就能弄出来了。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硬技术不行。我们的琴不好，我14岁之前都弹的是国产琴，跟施坦威怎么比？那时候商人就知道赚钱，我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免费上课已经不错了。参加比赛也没用，没什么奖励。有奖金也买不起新琴。不光是我，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房顶常年漏水，有次墙皮掉下来差点把学生砸死，那教室就在我们班对面。
我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同学70%混得都不错，大都能考上乐队，有份稳定的工作，挺轻松的；但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就不一定了，有的开始卖乐器，或者给音乐公司打工了。当然中国的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国内老师比较认真，对学生比较负责任。国外老师，除非特别好的，做不到这么认真。而且国内教育比较严厉，这个对打基础好。国外小孩有时候像玩似的，所以基础打得不太扎实。我还是坚信应该在中国打基础，然后在国外发展。
中国就要弹尽粮绝了
2001年，跟随费城交响乐团衣锦还乡，郎朗第一次感受到游子归国的欢欣与荣耀。随着在中国演出机会的增多，以及担任兼职“大熊猫”，郎朗开始喜欢中国的东西，从中国画到粤剧。
2006年，郎朗录制发行了自己第一张全中国乐曲专辑《黄河之子》，包括《黄河协奏曲》、《牧童短笛》、《翻身的日子》等14首中国乐曲。虽然也有评论认为《黄河之子》的曲目编排尚嫌粗陋，但专辑销量十分可观，仅中国就卖了超过5万张。在刚刚结束的这周里，专辑还停留在美国BillBoard古典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排名第一的是郎朗5月刚在美国上市的新专辑《贝多芬1、4号钢琴协奏曲》。
《黄河之子》的创意是我想出来的。外国人其实对中国不了解，像《黄河之子》里面很多曲目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国外没人知道，他们连黄河都不太知道。普通外国人真不知道中国曲子是什么声儿，就算了解也不爱听，就算听也是礼貌性的。绝对不像我们喜欢贝多芬、肖邦那样。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国外已经有比较坚固的弹西方音乐的基础，我应该推中国音乐。刚开始很困难，像环球DG这种老牌公司，做专辑数量不多，他们能做谭盾就已经很好了。但这次我用了一些古曲，这些作曲家在国外根本不为人所知。他们担心也是正常的，但我坚持要做，固执了两年。后来说只在中国发行，我说只在中国发行，我就不录。最后终于说服高层。
选曲挺难的。怎么配？总不能一个黄河加四个小曲就结束了。这在国外不行，必须在60分钟以上。我找了半年曲子。最后找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合作这几个乐曲，就比较全了，有协奏曲，也有独奏。我相信用外国的演奏手法弹中国音乐，中国曲子就不单是中国曲子，而是变成国际版本了。
我的德国制作人就说：“你能不能跟吹管子小孩说一声，他的音怎么那么不准？”我说，不是他吹得不准，是因为他平时不是跟钢琴合作。民乐的一些东西，跟钢琴和不上，跟笙合作，不用音调，它让你上去就上去，让你下去就下去。跟钢琴不行，音都是固定的。另一方面，古筝、琵琶这种弹拨乐器声音有时候挺小，我如果也把钢琴声音弹小，和声就没了。要找平衡不容易。
我总怕他们觉得这曲子做得太不值钱，怕外国人说中国音乐档次不高。西方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老柴这些人，这么强大的背景下，中国确实很难跟他们抗衡。就像中国足球队跟巴西队踢球去，除非出什么大事了，一般来讲，我估计是没什么戏。
现在这张唱片在欧美古典唱片销量把很多西方经典都压下去了。但如果再做几张专辑，咱们中国就弹尽粮绝了。中国的钢琴协奏曲到现在，能拿出手的也就是《黄河》。必须做新的曲子，我跟谭盾明年会合作，纽约爱乐给我们做首演，他给我写的新协奏曲，风格有点新浪漫主义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