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汉江华克山庄酒店顶层贵宾间里，中韩两国通过紧张的秘密交涉，达成了建交协议。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让权丙铉大使终身难忘。
近日，当年参与中韩建交的韩方首席谈判代表﹑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来华访问。《世界新闻报》记者就当年中韩建交谈判、建交15年来两国关系等问题，独家专访了这位当事人和见证者。
2006年10月，权丙铉(前左)来华参加“中韩友好绿色长城建设项目”签字仪式
为完成任务选择辞职
《世界新闻报》：当时中韩建交的必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权丙铉：应该是全方位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先生倡导了改革开放。本着务实的态度，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与韩国建立实质性关系的重要性，只不过是碍于与朝鲜的关系，没有直接挑明而已。反过来，韩国政府也一样，顾及与台湾当局的情面，没有直接挑明。但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呼声理应得到尊重，这些给了两国政府使命感和紧迫感。
《世界新闻报》：首先提出建交谈判建议的是哪一方？
权丙铉：韩国是很早就对中国表现出了好感，并时刻准备付诸行动。但之前中国对韩国来讲，始终是个难以接近的对象，生怕遭到拒绝。韩中两国能够启动建交谈判，不能不提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先生。他审时度势﹑判断出了时机的成熟。这种卓越的眼光使当时中国的钱其琛外长，向我们当时的李相玉外务部长官，传递出了启动建交谈判的建议，并提出两国政府要各自任命首席谈判代表。
《世界新闻报》：您作为韩方首席谈判代表参加了中韩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回顾建交谈判过程，给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权丙铉：建交谈判，事实上是两国外长在原则上达成共识后进行的。由于当时两国外长还不便直接接触，这才导致两国政府启用首席谈判代表机制，进行秘密交涉。我只不过是偶然被任命为韩方首席谈判代表。
建交过程中值得回忆的地方很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三次秘密会谈。我们那次终于把中方代表团请到了韩国。在汉江水势浩然尽收眼底的华克山庄酒店顶层贵宾间里，两国通过紧张的秘密交涉，事实上已经达成了建交协议。我记得当时是在6月底，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是我外交官生涯中最难忘的。
《世界新闻报》：您被任命为首席谈判代表，除了偶然性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权丙铉：其他原因嘛，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当时我还处在一个不太受人关注的位置上的缘故吧。当时中朝是传统的盟友关系，韩国与台湾也是盟友。建交谈判的消息一旦泄露，那大局肯定会受影响。可能基于这种原因，韩国政府最终选择了我，虽然能力有所欠缺，但不受人关注，这样幸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
《世界新闻报》：当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您选择了辞职，是吗？
权丙铉：是的。当时，韩国外务部李相玉长官把我秘密叫过去，给我交代了任务，还要求严格保密。这样，我就借口乡下的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连我爱人都没有告诉。当时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一位是外务部中国科的科长，这个中国科类似于中国外交部的朝鲜处，我记得他是以托病住院的方式掩人耳目的。前往北京也都通过取道香港﹑东京等地的方式分开入境。
台湾问题最棘手
《世界新闻报》：您觉得谈判过程中最棘手或最难达成共识的问题是什么？
权丙铉：从韩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讲，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成为了最敏感也最棘手的问题。反过来从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圆满解决中朝关系可能是最难处理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韩国和台湾通过几十年的交流缔造出了盟友关系。如何切断这种“情谊”，选择何种方法才能既不伤害台湾，又让中国政府接受，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课题。这一问题又不能和台湾当局协商解决，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种无情无义的背叛。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向来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建交谈判过程中，也一直敦促我国政府给出明确的选择。
最终韩国政府还是选择与台湾断交。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为没能有足够的时间说服台湾当局接受这一现实而有所遗憾。韩国政府是签署韩中建交公报前一星期才把这一消息通报给台湾当局的。
《世界新闻报》：您还记得，接到通报后，台湾当局的反应吗？
权丙铉：我只记得当时台湾当局的反应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激烈。我当时也参与了韩中建交蓝图计划的制定。根据蓝图计划，韩国政府还是把韩中即将要完成建交的消息第一个通报给了台湾当局，其用意是尽量不给台湾当局造成尴尬的局面，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摆脱被动，以收拾残局。正如我们所料，韩中建交的消息最先还是通过台湾媒体见诸报端。透过激烈的措辞，我们感觉到台湾政局受到的剧烈冲击。
《世界新闻报》：您了解中韩决定建交时，朝鲜的反应吗？
权丙铉：拜读了钱其琛外长所著《外交十记》和中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庭延先生的回忆录后有了一些间接的了解。在首尔举行的第三次秘密会谈结束后不久，为了争取北韩(朝鲜)政府的理解，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对北韩政府的尊重，中国政府派钱其琛外长访问平壤，当面向金日成主席通报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金日成主席着眼于两国关系的大局，做出了积极而明智的决定。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表现出的大国风范。
三顾茅庐建起中国科
《世界新闻报》：您被本国媒体誉为外交领域里的“中国通”，您自己怎么想？
权丙铉：首先，我自己很喜欢中国。其次，在韩国外交界，我是最早接触与中国相关事务的人。因为是职业或者是专业的缘故，我只不过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了解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层面上而已，本身没什么过人之处。
1969年，我被派往美国工作。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一位年长的外交官夫人，她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中国人。我开始跟她学习汉语。中国从此成为了我挥之不去的情结，总是觉得那里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回国后谢绝了其他更好的职位，选择组建中国科，自任科长。组建之初，在整栋外务部大楼内中国科是办公条件最差、经费预算最少的一个小科室。中国科的4名科员都是我三顾茅庐才请来的。4人中的3人现在分别担任韩国驻美国大使和韩国驻中国大使，还有一位是几个月前刚刚卸任的韩国驻俄罗斯大使。
《世界新闻报》：在任期间您做过的最难忘或最值得您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
权丙铉：那可能要数两国国防部长互访。我1998年赴任的时候，两国关系在经贸、科技等领域都已基本上走向了正轨，惟独军事领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韩国战争(朝鲜战争)留下的阴影还没有被消除。我就任大使后除了外交部长，第一个拜访的就是当时的迟浩田国防部长。
最终，迟浩田国防部长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韩国，韩国的国防部长官随后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从此两国关系真正步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为青少年交流继续作贡献
权丙铉
中韩建交15年来，双边贸易额从最初的50亿美元增长到了去年的1343亿美元；双边人员往来近年来每年都超过500万人次，每周平均有800架次的班机运行在韩中两国的定期航线上，平均每天超过了1万人，韩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境外最大游客来源国。
在文化与教育领域，两国也取得了世人关注的成就。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后，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
对中韩建交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未来迅猛的发展势头，权丙铉感到格外欣慰和激动。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权丙铉，这一次作为韩中文化青少年协会(未来林)理事长，仍然活跃在两国民间外交和青少年文化交流一线上。
谈到青少年交流，权丙铉说：“未来世界的创造者是青年人，因此我们有义务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共同体意识。基于这种考虑，我把‘绿色长城建设项目’造出来的防护林取名为‘未来林’和‘友谊林’。建设韩中‘未来林’，是要让两国未来建设者亲身感受到两国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