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探索太空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而不是想将太空变成战场。因为中国必须优先发展经济，所以中作者：孔哲文EricHagt（美国）引言中国探索太空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而不是想将太空变成战场。因为中国必须优先发展经济，所以中国的兴趣几乎全部集中在对太空的和平开发利用上。但是有一些因素可能改变中国的这一进程，从而带来危险。中国越来越关切美国发展强大的导弹防御与太空控制能力的计划，中国认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一计划也是针对中国的。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中国担心其核威慑力受到威胁，这反过来会迫使北京加入军备竞赛，从而造成不稳定因素。
外界对于中国快速演进的太空计划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知之甚少。由于感受到战略威胁并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发展太空能力与太空资产（assets），由此产生的新形势会对太空安全造成影响。中国在太空商业领域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太空技术所固有的军民两用性正在给中国带来遭受攻击的因素，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疑虑。这进一步迫使中国需要抵御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所带来的威胁，抵御美国未来基于太空的系统所带来的威胁。
中国考虑在太空领域与美国对抗的防御战略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太空计划朝向军事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会使两国进一步深陷安全困境。这种僵局可以通过增强能力与意图两方面的透明度而得到纾解。不过，中美双方对于透明度的认知并不相同，中方注重基本的战略目标，而美方关注的是能力。两国就太空计划加强双边沟通或者通过各种国际性论坛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美国继续不断地强力推进导弹防御计划，包括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有迹象准备开发攻击性的太空武器，太空安全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布什政府已经宣布的目标，是能够从陆、海、空以及外太空打下任何射程、处于任何飞行阶段（推进阶段、飞行中和末尾阶段）的导弹。这种分层次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将依赖于基于空间的早期预警系统，美国导弹防御局现在计划将位于太空的拦截器加入防御系统，这种拦截器不仅能防御还能进攻。同时，美国空军正在鼓吹一项咄咄逼人的太空战略，其中包括将来开发反卫星武器，甚至包括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太空武器。专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计划大多面临重大的财政、政治与技术障碍。但是，现在的美国政府下定决心继续开发这些系统，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里，美国用于太空军事和导弹防御活动的预算正在不断增加。
尽管美国政府声称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才是这些太空计划的假想敌，可是中国越来越感觉到美国想让中国成为输家——因为美国强大的导弹防御网和太空武器库可能会有效地消除中国的核威慑力，从而引发军备竞赛，导致不稳定。中国的担心有多种原因，就背景而言，在1998年，五角大楼重新声称中国是美国核战计划的战略核对象，2001年布什政府的《核态势评估》在20年里首次将中国视为“immEDiateorpotentialnuclearcontingency”。此外美国的国防战略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即使是中等程度的导弹防御能力都会大大增加北京的危险系数，那就是美国能够使中国的战略核力量瘫痪。考虑到中国一直通过其不具机动性的、使用液体燃料的战略核力量维持最低限度威慑力的政策，并受限于其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北京感觉到自己特别脆弱，容易遭受攻击。
其它因素也会加深中国的恐惧。2001年，在拉姆斯菲尔德成为美国国防部长前，他已经呼吁美国政府强力推动在太空部署武器，在国家利益出现紧急情况而需要使用此种武器时即可派上用场。此外，美国空军的一些学术论文强调了发展此种武器的清晰意图，即在太空中、从太空和通过太空发动战争的能力。2003年的《改革飞行计划》谈到不让对手进入太空中的制高点，而最近的《太空对应行动声明》呼吁美国获得太空优势，这将给美国带来“攻击的自由和免于攻击的自由”。尽管这些文件都没有将中国单列出来视作威胁，但是美国空军在2001、2003和2005年所进行的“Shriever”太空战游戏明显是以中国为假想敌，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国防计划制定者将中国视作太空中的潜在对手。五角大楼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也越来越在中国的太空军力上危言耸听。
也许中国最大的担心是美国与印度和日本在导弹防御上的合作。作为与中国为邻的崛起中的亚洲强国与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它们参加导弹防御计划会颠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考虑到紧密的美日战略同盟和紧张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加入尤其使中国警觉。中国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倍感疑虑：那就是美日共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会驱使日本军备达到新的高度并导致地区性的武器扩散。此外，中国担心它对台湾的影响力会因美日两国在该地区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不利影响，2005年初所发布的美日共同防御声明凸显出这一点。
因此，美国明显在稳步推进导弹防御与太空作战能力，这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中国对此非常关切，北京担心这有可能带来将来的冲突。不过，在太空中，另一种发展正在产生一种新的安全形势，这种发展指的是中国正在加深的对于太空计划，特别是开发系列卫星的兴趣，这种兴趣正在增长中。这种发展将改变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得失计算。
太空雄心受到载人航天项目成功的鼓舞，中国已经启动令人印象深刻的卫星计划，清楚地表明它将提高在卫星技术与应用、生产以及发射能力与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主要动力是在如今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的全球商用卫星市场上获取更大的份额，该市场规模在2010年将会达到1500亿美元。同时，它也会对中国未来的军事能力产生潜在影响，从而快速改变太空中的安全格局。
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之旅对其卫星发射工业起到了强大的广告作用，尽管中国的第一份航天白皮书就阐述了推动卫星与卫星发射工业的国家政策，推动了当前卫星能力的增长。而就在此之前，美国众议院发布了《1999年度Cox委员会报告》，该报告指责中国通过与美国卫星公司的商业关系非法地获取敏感的技术，此后美国将卫星出口置于《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管控之下，从而关闭了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国际贸易之门。美国国会所采取的这些高度政治化的行动终止了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的任何合作，这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具有扩张性的自主太空计划，其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工业产能和商业化水平。随着1999年中国的航天工业深化机构改革，中国人开始满怀豪情地开始这一进程。那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C）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的两大航天工业巨人，是作为国有企业而不是作为政府实体而建立的，而国防科工委不再对它们进行行政管理。CASC虽然仍然在提供军用产品，却受到压力要求在民用和商用航天领域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营。这一改革非常关键，它给航空航天工业注入了更大的利益驱动下的活力。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发射了共39颗卫星。现在中国有27颗在轨卫星，估计有18颗由政府拥有和运营，8颗由军方运营，1颗民用卫星由北京地面观察绘图信息技术公司（BeijingLandviewMappingInformationTechnologyCo.Ltd.）拥有和运作。仅仅基于这些数字，中国就拥有世界第四大卫星太空计划。如果考虑到这些卫星中有75％都是2000年后发射的，那么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是卫星发射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的卫星工业发展计划表明它对太空的兴趣大大增加。根据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卫星资产的增加情况来判断，中国卫星数量看来在稳步显著增长。据CASC的副总经理马兴瑞的估计，中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平均每年会发射25－30颗卫星。这可能有点夸大，至少今年看来是如此，因为中国人大最近宣布2006年会发射9颗卫星。尽管如此，卫星发射的总体目标呈现出陡峭的向上曲线。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孙来燕声明中国到2010年的目标是使中国的卫星发射数量增加三倍。
中国的国家政策声明也表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中国的第10个五年计划（2001-2005）首次确定优先发展卫星应用。最近发布的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强调了在下一个五年中太空计划的重要性，它将促进中国成为科技先锋，该计划还特别提到一些卫星发展计划。由政府和行业主办的有关航天发展的国际国内会议数量的增加也证明中国的雄心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中国的计划并不是夸夸其谈。为了支持卫星的研发、制造与应用技术，中国已经建造或者正在开发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北京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微型卫星工业园，该工业园建于2004年12月，占地面积超过16,000平方米，每年有能力制造和测试六到八颗先进的小型和微型卫星及其应用技术。其它两个研究、设计和生产微型卫星和纳米卫星的项目分别由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和哈工大承担；第三个项目由清华大学承担，该项目与英国Surrey大学进行合作。还有一些其它的卫星设计、生产和发射项目正在与巴西、法国、德国、欧洲宇航局（ESA）及一些亚洲国家进行合作。
基础设施的显著扩张很快就会大大增强中国的卫星发射能力。中国在海南岛新建了一个发射基地，该基地将在2010年投入使用，它会使中国的同步轨道卫星的有效载荷发射能力翻一倍以上，而在过去中国缺少这一关键的技术。新一代的发射工具也处于研发之中，采用的是“大更大、小更小”的两头战略。一头是长征五号，计划在2008年完成测试并投入使用，它将给中国的太空探索之旅以及比较大的通讯卫星提供很重的升力。而另一头正在研发几种较小的火箭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向低地轨道发射微型卫星的需求。这包括使用液体燃料的LM-1D和使用固体推进剂的商用卫星发射工具系列，名为“开拓者”。中国也实现了一箭多星技术。
这些完善的能力组成了一个自主计划，它使中国能够提供齐全的卫星服务，包括卫星的研发、生产、发射和应用。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自主的航天行业，满足国内卫星工业市场的需求。促进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自身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义务，世贸组织在今年（2006）就会要求中国向外国竞争者完全开放它的卫星应用和发射市场。在本国的范围之外，中国当前的航天战略是主导亚太市场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领先者。随着卫星和发射成本的下降，进入太空的通道会扩展，包括使用更经济的办法。中国正在联合其它国家共同开发一些卫星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地球观测卫星群，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印尼、伊朗、巴基斯坦、秘鲁与泰国。在太空领域形成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地区间关系已经由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条约确定下来，该条约签订于2005年10月，是亚洲在空间领域的首部条约。中国还进一步于2004年11年与2005年11月分别与尼日利亚与委内瑞拉签订了合同。后两个项目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最早的所谓“总包工程”，即中国提供一整套项目，从卫星的设计和生产一直到卫星的发射和在轨维护。中国自然有心在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自1999年被排挤出国际市场后，直到2005年4月发射了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的Apstar6卫星，才重新进入该市场。
建立强大的国内卫星与发射工业是中国实现其太空目标的关键，这些目标是以中国成为科技动力站的宏伟目标为中心的。反过来，这一宏伟目标是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正在培养新的一代科学家与工程师。在第10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的航天工业用新毕业的工程师将工作人员队伍增员10％，同时将总雇用人数减少相同的百分比。中国的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通过提供比具有可比性的行业的平均国民收入高两三倍的薪酬与福利奖励而续写航天工业的辉煌。这样一来，70％的航空行业人员的年龄将在35岁以下，远比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老化的劳动大军年轻。太空中的脆弱性中国不断增多的卫星和商业利益会使空间安全变得复杂化。美国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宣布了军事空间计划的目标：保卫本土、保证美国可以触及远距离威胁者、保护外太空中关键性的美国基础设施与资产。随着中国卫星数量的增长，不管是民用卫星还是军用卫星，它在空间的脆弱性都会增加——这正迫使中国寻求在太空保护自身的方法。
卫星具有易受攻击和干扰的固有弱点。卫星在可以预测的固定轨道上运行，使用相对廉价和技术上简易的方法（如地基反卫星武器或者干扰发射机）即可对其进行攻击。所有的卫星都是如此，尽管通常商业卫星更加脆弱，因为它们很少有什么保护，如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与电子硬化技术或者用于操控的多余燃料。因此，由于美国国防部（DOD）严重依赖于商业卫星来进行通讯和侦察，保护所有空间资产就成为了国家安全的紧要任务。DOD在解决商用卫星脆弱性上行动迟缓，但这现今正在成为美国国家空间战略的关键要素，2003年白宫即将它作为重点。该计划提出了一些措施，如资源分配、信息分享、跨部门响应和国际响应，目的是保护空间中面临紧迫威胁与长期威胁的关键基础设施与资产。因为通过军事力量来保护商业资产的运作规则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尚不明晰，因此针对商用卫星保护形成综合性战略对于任何国家的安全以及全球太空安全都至关重要。中国的卫星工业结构与美国有一些不同之处：中国没有完全私有的卫星，这些卫星由政府和民用实体来运营，有些卫星则用于军事目的。但是中国的空间计划越来越依赖于民用和商业激励因素的程度经常被低估。毫无疑问，中国的军事与该国的空间活动紧密相关；但是，雄心勃勃的空间计划很快使军方不堪重负，使其无法按照经济可行的原则来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历史上只能有非常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空间事业，这迫使军方几乎失去了开发和生产能力，从而高度依赖市场化的行为来建立可持续的空间计划。有理由认为军方对于空间支持和力量强化的需求会增长，它对于非军事空间资产的依赖程度也会增强。就象美国一样，中国所有的空间资产都会成为需要保护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
尽管中国的卫星数量不足美国（大约为413颗）的十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卫星数量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远比该数字大。如果对照一国的GDP来衡量空间资产，则中国的卫星基地的重要性会大幅增加，如果与人均GDP相比较，则它会升到与美国等量齐观的程度。就是说，中国在空间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其当前在空间中的利益已经很可观（并且正在大幅增长），因此应该视为对中国具有战略重要性，即使与全球最大的空间强国相比也是如此。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战略上处于相对孤立，这是北京在衡量其空间脆弱性时的一个更加复杂化的因素。值得考虑的是在伊战期间美国部署的军队所用的通讯带宽有77％由商业供应商提供，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供应商。因此，在新的全球空间局势中战略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所有的商业卫星运营商都受到其注册国的控制。但是，美国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在条约联盟国之间进行合作，以保护卫星基础设施和分享特定的威胁与弱点资料。尽管中国与10大空间强国中的七国有“战略伙伴关系”，有五个是北约国家，除一个国家（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与美国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关系。
中国与任何一个空间大国都没有牢固的安全联盟关系。与欧洲宇航局在伽利略项目上进行合作，能使中国获得独立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导航能力，结果美国对此严重关切。但是，尽管中国在这个30亿欧元的项目中投入了2亿欧元，它在该系统的开发和生产上的参与有限。此外，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盟已经采取了防备措施，确保中国无法获得敏感技术或功能。既便是俄罗斯，虽然在一些民用空间项目上与中国合作，但是在冲突时期俄罗斯在让中国获得其空间技术与其它军事技术及能力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模糊。这使得中国更加依靠它自己的空间资产，从而在战略上比任何其它的主要强国和/或太空大国都要脆弱。
中国日益严重的脆弱性会同时产生机会与困境。可观的商业空间资产加上与美国比较而言的战略弱点会使中国有强烈的动机去保持空间的非武器化，这反过来会强烈促使中国与美国及国际社会达成一致，共同采取法律措施保持和平的空间环境。另一方面，当中国达到战略脆弱性的某种程度时，降低其空间资产及其国家安全所面临之威胁的需要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中国追求在空间领域实现其雄心壮志时，牢牢抓住这种战略转变及其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的应对太空中变化的安全环境已经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美国军事空间战略的发展动向导致北京越来越多地开展强大的外交活动，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这些发展动向的分析以寻找应对之策。
中国在太空武器化上的官方政策立场绝不含糊，它坚决反对在外太空测试和部署任何武器，不管是核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外太空部署武器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破坏[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战略平衡与稳定，破坏国际和国家安全……损害现有的武器控制条约……并引发军备竞赛。”此外，“……在外太空部署和使用武器会严重地威胁外太空资产的安全。”但是，尽管中国外交呼吁禁止武器——考虑到如今的安全环境这似乎越来越不现实——但是中国对于太空确实变得武器化的真实可能性却没有官方政策。如果美国（或其它国家）部署反卫星武器或者空间武器又如何呢？如果中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又如何呢？中国有别的方案吗？在中国国内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
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动向也猜测不已，有些猜测只往最坏处想。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声称，中国已经在开发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反卫星武器。“中国的攻击性反卫星计划表明北京在该领域对抗美国的战略很清楚。”这种分析认为中国官方推动禁止太空武器的多边条约只是仍处于追赶当中的国家的一种计谋，其目的是限制美国在太空中有所作为的政治自由，而中国继续发展它自己的武器来摧毁美国的空间资产。五角大楼2005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直接断定“中国正在开发并计划部署反卫星系统。”但是，中国没有测试或部署任何反卫星武器，没有证据表明它有这样的意图。中国对于太空安全的外交回应未能说服有关人士对于中国的空间计划之发展方向的疑虑。但是美国分析家和五角大楼所提出的更加悲观的说法仍然是无凭无据的。中国国内的太空战略家与专家的文章确实表明有一条更加微妙的途径。
最近在中国的军事分析家中流传的文件表明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为太空武器化的无情趋势做准备。中国的太空专家都一致同意将来的战争不仅会延伸至外太空，而且太空将成为整合地面、海洋、空中及太空力量的关键，这种整合日益成为战争中的一种突出特点。也有一份协议表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获取优势并防止敌手利用太空获取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因此，许多中国专家呼吁获取各种能力使中国拥有保持其核威慑力并保护其空间资产的手段。但是，与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空间目标的危言耸听的言论相反，攻击性措施基本上被取消了，因为它们会带来战略上的不稳定，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所不能实现的。考虑为太空中的对抗做何种准备时，大部分中国分析家坚决持防御姿态。另外，防御的概念经常分为“被动防御”和“主动防御”，通常指前者。针对空间资产的被动防御的概念强调预防性，同时也强调卫星所固有的惰性。它注重保护自己免受攻击，而不是吓阻攻击。卫星的被动防御措施包括硬化、加密、伪装、秘密行动，以及卫星网络系统与子系统的冗余备份。
第二，也有主动防御措施，这需要防范措施，如轨道操控；或者对抗措施，如抗干扰技术。极端手段可能会使用微型卫星去积极“护卫”其它卫星和作为诱饵，或者是反击。尽管这些仍属于防御措施，它们却具有吓阻甚至威慑性质。国的兴趣几乎全部集中在对太空的和平开发利用上。但是有一些因素可能改变中国的这一进程，从而带来危险。中国越来越关切美国发展强大的导弹防御与太空控制能力的计划，中国认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一计划也是针对中国的。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中国担心其核威慑力受到威胁，这反过来会迫使北京加入军备竞赛，从而造成不稳定因素。外界对于中国快速演进的太空计划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知之甚少。由于感受到战略威胁并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发展太空能力与太空资产（assets），由此产生的新形势会对太空安全造成影响。中国在太空商业领域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太空技术所固有的军民两用性正在给中国带来遭受攻击的因素，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疑虑。这进一步迫使中国需要抵御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所带来的威胁，抵御美国未来基于太空的系统所带来的威胁。
中国考虑在太空领域与美国对抗的防御战略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太空计划朝向军事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会使两国进一步深陷安全困境。这种僵局可以通过增强能力与意图两方面的透明度而得到纾解。不过，中美双方对于透明度的认知并不相同，中方注重基本的战略目标，而美方关注的是能力。
两国就太空计划加强双边沟通或者通过各种国际性论坛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美国继续不断地强力推进导弹防御计划，包括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有迹象准备开发攻击性的太空武器，太空安全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布什政府已经宣布的目标，是能够从陆、海、空以及外太空打下任何射程、处于任何飞行阶段（推进阶段、飞行中和末尾阶段）的导弹。这种分层次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将依赖于基于空间的早期预警系统，美国导弹防御局现在计划将位于太空的拦截器加入防御系统，这种拦截器不仅能防御还能进攻。同时，美国空军正在鼓吹一项咄咄逼人的太空战略，其中包括将来开发反卫星武器，甚至包括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太空武器。专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计划大多面临重大的财政、政治与技术障碍。但是，现在的美国政府下定决心继续开发这些系统，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里，美国用于太空军事和导弹防御活动的预算正在不断增加。
尽管美国政府声称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才是这些太空计划的假想敌，可是中国越来越感觉到美国想让中国成为输家——因为美国强大的导弹防御网和太空武器库可能会有效地消除中国的核威慑力，从而引发军备竞赛，导致不稳定。中国的担心有多种原因，就背景而言，在1998年，五角大楼重新声称中国是美国核战计划的战略核对象， 2001年布什政府的《核态势评估》在20年里首次将中国视为“immediate or potential nuclear contingency”。此外美国的国防战略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即使是中等程度的导弹防御能力都会大大增加北京的危险系数，那就是美国能够使中国的战略核力量瘫痪。考虑到中国一直通过其不具机动性的、使用液体燃料的战略核力量维持最低限度威慑力的政策，并受限于其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北京感觉到自己特别脆弱，容易遭受攻击。
其它因素也会加深中国的恐惧。2001年，在拉姆斯菲尔德成为美国国防部长前，他已经呼吁美国政府强力推动在太空部署武器，在国家利益出现紧急情况而需要使用此种武器时即可派上用场。此外，美国空军的一些学术论文强调了发展此种武器的清晰意图，即在太空中、从太空和通过太空发动战争的能力。2003年的《改革飞行计划》谈到不让对手进入太空中的制高点，而最近的《太空对应行动声明》呼吁美国获得太空优势，这将给美国带来“攻击的自由和免于攻击的自由”。尽管这些文件都没有将中国单列出来视作威胁，
但是美国空军在2001、2003和2005年所进行的“Shriever”太空战游戏明显是以中国为假想敌，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国防计划制定者将中国视作太空中的潜在对手。五角大楼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也越来越在中国的太空军力上危言耸听。
也许中国最大的担心是美国与印度和日本在导弹防御上的合作。作为与中国为邻的崛起中的亚洲强国与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它们参加导弹防御计划会颠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考虑到紧密的美日战略同盟和紧张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加入尤其使中国警觉。中国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倍感疑虑：那就是美日共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会驱使日本军备达到新的高度并导致地区性的武器扩散。此外，中国担心它对台湾的影响力会因美日两国在该地区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不利影响，2005年初所发布的美日共同防御声明凸显出这一点。
因此，美国明显在稳步推进导弹防御与太空作战能力，这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中国对此非常关切，北京担心这有可能带来将来的冲突。不过，在太空中，另一种发展正在产生一种新的安全形势，这种发展指的是中国正在加深的对于太空计划，特别是开发系列卫星的兴趣，这种兴趣正在增长中。这种发展将改变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得失计算。
太空雄心
受到载人航天项目成功的鼓舞，中国已经启动令人印象深刻的卫星计划，清楚地表明它将提高在卫星技术与应用、生产以及发射能力与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主要动力是在如今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的全球商用卫星市场上获取更大的份额，该市场规模在2010年将会达到1500亿美元。同时，它也会对中国未来的军事能力产生潜在影响，从而快速改变太空中的安全格局。
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之旅对其卫星发射工业起到了强大的广告作用，尽管中国的第一份航天白皮书就阐述了推动卫星与卫星发射工业的国家政策，推动了当前卫星能力的增长。而就在此之前，美国众议院发布了《1999年度Cox委员会报告》，该报告指责中国通过与美国卫星公司的商业关系非法地获取敏感的技术，此后美国将卫星出口置于《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管控之下，从而关闭了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国际贸易之门。
美国国会所采取的这些高度政治化的行动终止了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的任何合作，这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具有扩张性的自主太空计划，其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工业产能和商业化水平。随着1999年中国的航天工业深化机构改革，中国人开始满怀豪情地开始这一进程。那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C）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的两大航天工业巨人，是作为国有企业而不是作为政府实体而建立的，而国防科工委不再对它们进行行政管理。CASC虽然仍然在提供军用产品，却受到压力要求在民用和商用航天领域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营。这一改革非常关键，它给航空航天工业注入了更大的利益驱动下的活力。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发射了共39颗卫星。现在中国有27颗在轨卫星，估计有18颗由政府拥有和运营，8颗由军方运营，1颗民用卫星由北京地面观察绘图信息技术公司（Beijing Landview Mapp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拥有和运作。仅仅基于这些数字，中国就拥有世界第四大卫星太空计划。如果考虑到这些卫星中有75％都是2000年后发射的，那么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是卫星发射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的卫星工业发展计划表明它对太空的兴趣大大增加。根据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卫星资产的增加情况来判断，中国卫星数量看来在稳步显著增长。据CASC的副总经理马兴瑞的估计，中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平均每年会发射25－30颗卫星。这可能有点夸大，至少今年看来是如此，因为中国人大最近宣布2006年会发射9颗卫星。尽管如此，卫星发射的总体目标呈现出陡峭的向上曲线。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孙来燕声明中国到2010年的目标是使中国的卫星发射数量增加三倍。
中国的国家政策声明也表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中国的第10个五年计划（2001-2005）首次确定优先发展卫星应用。最近发布的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强调了在下一个五年中太空计划的重要性，它将促进中国成为科技先锋，该计划还特别提到一些卫星发展计划。由政府和行业主办的有关航天发展的国际国内会议数量的增加也证明中国的雄心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中国的计划并不是夸夸其谈。为了支持卫星的研发、制造与应用技术，中国已经建造或者正在开发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北京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微型卫星工业园，该工业园建于2004年12月，占地面积超过16,000平方米，每年有能力制造和测试六到八颗先进的小型和微型卫星及其应用技术。其它两个研究、设计和生产微型卫星和纳米卫星的项目分别由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和哈工大承担；第三个项目由清华大学承担，该项目与英国Surrey大学进行合作。还有一些其它的卫星设计、生产和发射项目正在与巴西、法国、德国、欧洲宇航局（ESA）及一些亚洲国家进行合作。
基础设施的显著扩张很快就会大大增强中国的卫星发射能力。中国在海南岛新建了一个发射基地，该基地将在2010年投入使用，它会使中国的同步轨道卫星的有效载荷发射能力翻一倍以上，而在过去中国缺少这一关键的技术。新一代的发射工具也处于研发之中，采用的是“大更大、小更小”的两头战略。一头是长征五号，计划在2008年完成测试并投入使用，它将给中国的太空探索之旅以及比较大的通讯卫星提供很重的升力。而另一头正在研发几种较小的火箭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向低地轨道发射微型卫星的需求。这包括使用液体燃料的LM-1D和使用固体推进剂的商用卫星发射工具系列，名为“开拓者”。中国也实现了一箭多星技术。
这些完善的能力组成了一个自主计划，它使中国能够提供齐全的卫星服务，包括卫星的研发、生产、发射和应用。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自主的航天行业，满足国内卫星工业市场的需求。促进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自身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义务，世贸组织在今年（2006）就会要求中国向外国竞争者完全开放它的卫星应用和发射市场。
在本国的范围之外，中国当前的航天战略是主导亚太市场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领先者。随着卫星和发射成本的下降，进入太空的通道会扩展，包括使用更经济的办法。中国正在联合其它国家共同开发一些卫星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地球观测卫星群，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印尼、伊朗、巴基斯坦、秘鲁与泰国。在太空领域形成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地区间关系已经由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条约确定下来，该条约签订于2005年10月，是亚洲在空间领域的首部条约。中国还进一步于2004年11年与2005年11月分别与尼日利亚与委内瑞拉签订了合同。后两个项目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最早的所谓“总包工程”，即中国提供一整套项目，从卫星的设计和生产一直到卫星的发射和在轨维护。中国自然有心在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自1999年被排挤出国际市场后，直到2005年4月发射了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的Apstar 6卫星，才重新进入该市场。
建立强大的国内卫星与发射工业是中国实现其太空目标的关键，这些目标是以中国成为科技动力站的宏伟目标为中心的。反过来，这一宏伟目标是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正在培养新的一代科学家与工程师。在第10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的航天工业用新毕业的工程师将工作人员队伍增员10％，同时将总雇用人数减少相同的百分比。中国的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通过提供比具有可比性的行业的平均国民收入高两三倍的薪酬与福利奖励而续写航天工业的辉煌。这样一来，70％的航空行业人员的年龄将在35岁以下，远比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老化的劳动大军年轻。
太空中的脆弱性
中国不断增多的卫星和商业利益会使空间安全变得复杂化。美国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宣布了军事空间计划的目标：保卫本土、保证美国可以触及远距离威胁者、保护外太空中关键性的美国基础设施与资产。随着中国卫星数量的增长，不管是民用卫星还是军用卫星，它在空间的脆弱性都会增加——这正迫使中国寻求在太空保护自身的方法。
卫星具有易受攻击和干扰的固有弱点。卫星在可以预测的固定轨道上运行，使用相对廉价和技术上简易的方法（如地基反卫星武器或者干扰发射机）即可对其进行攻击。所有的卫星都是如此，尽管通常商业卫星更加脆弱，因为它们很少有什么保护，如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与电子硬化技术或者用于操控的多余燃料。
因此，由于美国国防部（DOD）严重依赖于商业卫星来进行通讯和侦察，保护所有空间资产就成为了国家安全的紧要任务。DOD在解决商用卫星脆弱性上行动迟缓，但这现今正在成为美国国家空间战略的关键要素，2003年白宫即将它作为重点。该计划提出了一些措施，如资源分配、信息分享、跨部门响应和国际响应，目的是保护空间中面临紧迫威胁与长期威胁的关键基础设施与资产。因为通过军事力量来保护商业资产的运作规则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尚不明晰，因此针对商用卫星保护形成综合性战略对于任何国家的安全以及全球太空安全都至关重要。中国的卫星工业结构与美国有一些不同之处：中国没有完全私有的卫星，这些卫星由政府和民用实体来运营，有些卫星则用于军事目的。但是中国的空间计划越来越依赖于民用和商业激励因素的程度经常被低估。毫无疑问，中国的军事与该国的空间活动紧密相关；但是，雄心勃勃的空间计划很快使军方不堪重负，使其无法按照经济可行的原则来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历史上只能有非常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空间事业，这迫使军方几乎失去了开发和生产能力，从而高度依赖市场化的行为来建立可持续的空间计划。
有理由认为军方对于空间支持和力量强化的需求会增长，它对于非军事空间资产的依赖程度也会增强。就象美国一样，中国所有的空间资产都会成为需要保护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
尽管中国的卫星数量不足美国（大约为413颗）的十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卫星数量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远比该数字大。如果对照一国的GDP来衡量空间资产，则中国的卫星基地的重要性会大幅增加，如果与人均GDP相比较，则它会升到与美国等量齐观的程度。就是说，中国在空间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其当前在空间中的利益已经很可观（并且正在大幅增长），因此应该视为对中国具有战略重要性，即使与全球最大的空间强国相比也是如此。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战略上处于相对孤立，这是北京在衡量其空间脆弱性时的一个更加复杂化的因素。值得考虑的是在伊战期间美国部署的军队所用的通讯带宽有77％由商业供应商提供，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供应商。因此，在新的全球空间局势中战略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所有的商业卫星运营商都受到其注册国的控制。但是，美国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在条约联盟国之间进行合作，以保护卫星基础设施和分享特定的威胁与弱点资料。尽管中国与10大空间强国中的七国有“战略伙伴关系”，有五个是北约国家，除一个国家（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与美国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关系。
中国与任何一个空间大国都没有牢固的安全联盟关系。与欧洲宇航局在伽利略项目上进行合作，能使中国获得独立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导航能力，结果美国对此严重关切。但是，尽管中国在这个30亿欧元的项目中投入了2亿欧元，它在该系统的开发和生产上的参与有限。此外，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盟已经采取了防备措施，确保中国无法获得敏感技术或功能。既便是俄罗斯，虽然在一些民用空间项目上与中国合作，但是在冲突时期俄罗斯在让中国获得其空间技术与其它军事技术及能力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模糊。这使得中国更加依靠它自己的空间资产，从而在战略上比任何其它的主要强国和/或太空大国都要脆弱。
中国日益严重的脆弱性会同时产生机会与困境。可观的商业空间资产加上与美国比较而言的战略弱点会使中国有强烈的动机去保持空间的非武器化，这反过来会强烈促使中国与美国及国际社会达成一致，共同采取法律措施保持和平的空间环境。另一方面，当中国达到战略脆弱性的某种程度时，降低其空间资产及其国家安全所面临之威胁的需要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中国追求在空间领域实现其雄心壮志时，牢牢抓住这种战略转变及其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应对
太空中变化的安全环境已经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美国军事空间战略的发展动向导致北京越来越多地开展强大的外交活动，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这些发展动向的分析以寻找应对之策。
中国在太空武器化上的官方政策立场绝不含糊，它坚决反对在外太空测试和部署任何武器，不管是核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外太空部署武器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破坏[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战略平衡与稳定，破坏国际和国家安全……损害现有的武器控制条约……并引发军备竞赛。”
此外，“……在外太空部署和使用武器会严重地威胁外太空资产的安全。”
但是，尽管中国外交呼吁禁止武器——考虑到如今的安全环境这似乎越来越不现实——但是中国对于太空确实变得武器化的真实可能性却没有官方政策。如果美国（或其它国家）部署反卫星武器或者空间武器又如何呢？如果中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又如何呢？中国有别的方案吗？在中国国内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
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动向也猜测不已，有些猜测只往最坏处想。
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声称，中国已经在开发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反卫星武器。“中国的攻击性反卫星计划表明北京在该领域对抗美国的战略很清楚。”这种分析认为中国官方推动禁止太空武器的多边条约只是仍处于追赶当中的国家的一种计谋，其目的是限制美国在太空中有所作为的政治自由，而中国继续发展它自己的武器来摧毁美国的空间资产。五角大楼2005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直接断定“中国正在开发并计划部署反卫星系统。”但是，中国没有测试或部署任何反卫星武器，没有证据表明它有这样的意图。
中国对于太空安全的外交回应未能说服有关人士对于中国的空间计划之发展方向的疑虑。但是美国分析家和五角大楼所提出的更加悲观的说法仍然是无凭无据的。中国国内的太空战略家与专家的文章确实表明有一条更加微妙的途径。
最近在中国的军事分析家中流传的文件表明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为太空武器化的无情趋势做准备。中国的太空专家都一致同意将来的战争不仅会延伸至外太空，而且太空将成为整合地面、海洋、空中及太空力量的关键，这种整合日益成为战争中的一种突出特点。也有一份协议表明美国（可能还有俄罗斯）正在获取优势并防止敌手利用太空获取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因此，许多中国专家呼吁获取各种能力使中国拥有保持其核威慑力并保护其空间资产的手段。但是，与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空间目标的危言耸听的言论相反，攻击性措施基本上被取消了，因为它们会带来战略上的不稳定，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所不能实现的。
考虑为太空中的对抗做何种准备时，大部分中国分析家坚决持防御姿态。另外，防御的概念经常分为“被动防御”和“主动防御”，通常指前者。针对空间资产的被动防御的概念强调预防性，同时也强调卫星所固有的惰性。它注重保护自己免受攻击，而不是吓阻攻击。卫星的被动防御措施包括硬化、加密、伪装、秘密行动，以及卫星网络系统与子系统的冗余备份。
第二，也有主动防御措施，这需要防范措施，如轨道操控；或者对抗措施，如抗干扰技术。极端手段可能会使用微型卫星去积极“护卫”其它卫星和作为诱饵，或者是反击。尽管这些仍属于防御措施，它们却具有吓阻甚至威慑性质。来源:中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