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是不能带着仇恨走向和解的，唯有站在历史的废墟上躬身自省，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让人遗憾和痛恨的是，日本有相当一批人对于历史采取了鸵鸟主义，山口大学教授纐鮚厚先生在山大的这次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许多青少年只知道二战时期，日本同美国发生过战争，这是一个耻辱。
2007年9月15日，晚上7点，我在山大法学院的101小型礼堂里，我见到了这个头发斑白的日本学者。当时，他在讲台上，我在第一排，相距不过一米五的距离。我想仔细地看看日本大和民族的子民，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伤痛和耻辱的民族。
纐鲒厚教授面容清瘦，头发斑白，谈吐抑扬顿挫，举止谦恭有礼。旁边的翻译是他的博士生，一位优雅的中国申姓女子，她游学日本五年，翻译得非常精准。我身边坐着的是一位夏姓的博士，也是纐鲒厚先生的研究生。
纐鲒厚先生的演讲不是太长，主旨是中日友好，寻求中日的相互理解和历史和解。在提问的间隙里，我和坐在我身边的那位夏先生交流起来，他说他在日本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排斥和责难，中日之间缺乏的是一种交流。当我问到中日经济差距时，他一时语塞，我说如果静态得比较，二者的差距有多大？他沉吟了一会说，大概有50年到70年的差距。
这个结论让我震惊。
我的提问题目是：为什么靖国神社不能撤掉那些刽子手的排位？
因为这些刽子手的存在，我们的历史创伤一直无法愈合，历史和解的前提是行凶者必须忏悔，受害者方能心安，这涉及到尊严。
纐鲒厚教授说，日本国内有一种建议就是将靖国神社分拆，把那些战犯移出来。可惜方案没有得到政府的接受和认可。
夏博士这时候说了一句，强者永远不会向弱者认错，狮子永远不会向羚羊道歉。细细想来，果然真是如此。
其实，对于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我有着不同的认识，我非常钦佩他们这个做法。他们对于自己民族英雄的铭记和感激，是大和民族走向强大的精神支柱，进而形成牢固的民族自我认同。我们又何曾记住我们民族的英雄？谁能记得住戚继光、左宗棠，谁能记得住邓世昌、丁汝昌？相对于日本，我们缺少的不仅仅经济发展的高度，还缺少我们自己民族精神的认同？日军侵华期间，中国的伪军简直是世界上最为罕见的丑陋风景，其他国家有奸细，但是从来没有这样成规模、成建制的民族败类大集合。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和我们的国民缺少民族荣誉感有关系，我们大都把我们的民族英雄的血抹在了馒头上和顶戴花翎上有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是我们数典忘祖的恶果。
自然，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也不能接受这个神社，也不能接受这个供奉着沾满我们鲜血的刽子手的神社，正如有人在我们家里杀了人，法庭判处了凶手死刑，凶手服法后，他们的家庭不认错不说，还整天对着凶手顶礼膜拜，敬为神明。但是，我必须得承认，这是我们的视角，受害者的视角。转化到日本的角度，这些人的确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他们是为他们的民族而牺牲的，他们记住这些战犯是因为这些战犯是为了拓展他们民族的生存空间而牺牲的。
我们记住的抗日英雄都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军队将领，日本祭祀的战争英雄大都是打死中国人的日本军人，这也许是中日双方不能达成真正共识的原因吧。
我们要的是一个颜面尊严，日本要的是一种传统精神，二者相较，日本自然不会牺牲传统来成全我们的面子，这是中日纠结的症结所在。
不论怎样，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夜晚，我还是非常高兴聆听到这位老人的发言，尽管他来自曾和我们有着深仇的民族。但是，他在人生暮年，一直为两个民族未来不再仇恨而奔波，他在演讲结束时，真诚地邀请中国的青年到日本去，去了解这个国度。
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我想起了藤野先生。世上本无永恒的仇恨，但愿，我们都能站在历史的废墟上，选择新的道路。
中日，现在，缺乏的是真正的了解，甚至都缺乏了解对方的兴趣和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