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刺激政策因经济增长的不同表现而可能先后退出，问题是宽松政策之后靠什么拉动经济
中国官方有关今年经济政策的最为概况性表述，当属200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情况新变化，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而时势多变。专家提示，今年的政策重点“应该在后半句—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新年以来，“退出”成为机构投资者常挂在嘴边的主题词。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是否已成事实？学界的观点差异甚大。
“刺激政策在2009年7月就停了。”在1月1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学者与媒体的对话中，宋国青教授从总量分析的角度作出如此判断。
今年1月，上证综指累计下跌300余点，整体跌幅约达10％。“今年以来A股连续下跌主要与政策紧缩预期强烈、市场恐慌情绪增加有关。”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认为。
2009年中国GDP增长8.7％。经济增长强劲，本应是好消息，市场和投资者却更多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刺激政策有可能提前退出。在众多投资者眼中，刺激政策和流动性的退出是2010年股票等资产投资的头等考虑因素。
部分分析人士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金融管理部门对银行信贷强刹车，看做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安信证券分析师莫倩等在近期的报告中指出，2010年市场最大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政策层面，特别是在上半年，政策风险更大。从年初以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看，其出台频率和力度均超出此前的市场预期。
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走高，也反映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状况已较此前弱化。2月4日，银行间市场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为1.78％，比2010年第一个交易日上涨35个基点，期间最高升至1.86％。4日，隔夜回购利率由1月初的1.12％升至1.36％，上涨24个基点。
由于担忧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导致需求萎缩，国内外大宗商品市场也一度较大幅度下跌。1月的四周内，国际油价的风向标WTI（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下跌8.15％。金属期货价格也全线下跌，截至2月3日的一周内，LME（伦敦金融交易所）3月期铜下跌8.85％，3月期铅和期锌分别下跌4.89％和6.44％。国内市场上，上海期铜在截至2月3日的一周内下跌7.05％，上海期铝下跌3.32％。
不过，美银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对原油和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滑的担忧过早了，尽管政策拐点即将出现，但这并不是剧烈的转变。
同步不是必然
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针对本刊记者“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是不是今年经济工作重点”的提问，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回答说，“大家都清楚，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一国不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样，‘退出’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协调合作。”
这样的回应，国际社会自可获得一些宽慰。危机之初的2008年10月，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央行同步降息，显示了强大的协同合力。而现在，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有关退出的争议不绝。
欧盟和美国经济活动虽有所升温，但高达10％的失业率提示了复苏之路的曲折，因此，维持现行政策是最佳选择。
“如果一些国家过早撤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策略，那么可能会陷入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的观点，是海外对退出担忧的代表。
从欧美央行的公开声明看，其政策退出的时机未到。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仍表示，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较低利率水平不变”。
因此，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还没有出现意外之举，更多是“按部就班”地逐步执行。
预计上半年欧美政策微调多数集中在，金融危机中各国央行启用的“非常规政策”的按时间表停止或收回。如美联储的商业票据融资、一级交易商信贷和定期证券借贷等多种流动性注入工具，将在上半年陆续到期。
欧洲央行也在去年末取消了12个月期的无限制贷款，仅此一项，就将于2010年回收近6140亿欧元的流动性；另外，6个月期的无限制贷款措施也将在今年3月到期。
然而，复苏步伐并不对称，新兴市场已呈显著回升之势，部分地区通胀也从预期成为现实压力。印度已将2009财年（至2010年3月）GDP增长预测由6％调高至7.5％，并预计3月底通胀率将达8.5％。韩国今年1月通胀率达到了3.1％。
“如果把各国之间协调合作理解为同步退出，未免过于机械。”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各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表现不同，目前已经出现分化。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目前亚洲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问题已经比较明显，对于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开始下降，“如果都等美国加息后再退出，会延误时机。”
澳新银行（ANZ）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龚华德（Paul Gruenwald）向本刊提供的报告指出，亚洲国家“临时性的”经济刺激计划无可避免地需要退出，亚洲政府不能无节制地消费，否则可能陷入像迪拜或者希腊一样的财政危机，而且，基于同比因素，这类刺激政策今年对GDP增长不会有任何贡献。
当然，各国刺激政策次第退出也有风险，“最主要是国际资本流动。”庄健说，率先加息的国家，短期内可能有大量资本流入，带来资产价格波动。
对此，范剑平认为，“也没什么好怕的”，关键是要做好各种预案，若中国先于美国加息，可能吸引国际“热钱”流入，若美国先加息，则要关注国际资本外流，“对此，中国要有预案，避免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
绸缪长远
国际协调尽管重要，但对中国而言，国内的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应该是更主要的考虑因素。
庄健认为，“高调宣布政策退出要特别谨慎，但灵活性、针对性的手段还是要及早施行。”
政府部门高层官员也已注意到了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商务部副部长钟山1月26日在全国商务系统财务工作会议上指出，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难度加大，一些刺激政策面临调整压力。
事实上，一些灵活性、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已经开始。最先迈出调整步伐的是货币政策，1月18日开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部分1月放贷较猛的银行还面临惩罚性的差别准备金率。另有银行收到了央行要求收回多放出的贷款的通知。
中国的刺激政策退出涉及一揽子政策，而且，不同政策不可能齐步撤退。财政政策方面，2010年的财政赤字还是按照占GDP比重3％安排的，规模为10500亿元。范剑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即赤字率低于3％，是2011年考虑的事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年在政策退出方面没有作为。范剑平认为，最主要先把地方政府安排的“4万亿”计划之外的、还想开工的项目控制住，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确保不再有增量，“不再继续大干快上，就是为退出的一种安排。”2009年，除了中央安排的投资项目，地方政府也上马大量项目。
“政策退出的关键不在于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新增贷款能不能控制得住，关键是新开工项目。”范剑平说，因为中国的刺激政策与欧美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国家主要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而中国政府的钱主要用来搞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所以，中国政策退出第一步要考虑“投资政策退出”。
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认为，退出是必然的，但在此过程中，完全退出较难，而且要考虑财政政策对结构转型的支持。
加息可能是公认的刺激政策退出的标志。有证券公司分析师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25％，是加息的时点。
对此，范剑平认为，加息时机是否完全盯住物价要区别对待。如果物价上涨是由于气候等原因导致供给不足、食品价格上涨，加息可能用处不大，未必是最好的选择；若投资过热、需求拉动钢铁水泥等工业品价格上涨，传导至CPI，表现为非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才应该加息。
有专家提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恢复有管理的浮动，也是刺激政策退出题中应有之义。
2008年7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6.82-6.84之间小幅波动。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初会见泛美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时已经暗示，当时考虑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一个重点因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在特殊时期，政策的考虑会和一般情况下有所区别。
范剑平认为，中国经济度过危机应急阶段后，各种要素价格也应放松管制，应该更多让市场调节，包括国际资金价格即汇率，“目前，这种条件正在逐步成熟。”而且，市场还可以起到纠错作用，通过市场反映能及时发现政策退出中政府的哪些做法是市场不认可的。
部分刺激政策退出的同时，还应该出台一些着眼长远增长模式转变的政策，创造长久性的需求。
“关键是宽松政策过去之后，靠什么来拉动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刊记者说，“消费率能否上升是决定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他建议，通过财政支出的引导作用改善启动民间消费的条件，需要尽早调整财政支出方向，逐渐从投资为主转向启动民间消费，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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