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张勇
全球产业共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国际分工和转移。每一次转移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全球范围内产业竞争力的转移，从而转移国别间贸易顺差。第一次国际分工和转移是二战前殖民体系下的制成品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第二次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水平型”分工；第三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和价值链分工，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混合型分工模式。
从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开始，有人将中国制造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重组，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赶上美国的转折点。对此，我们应冷静思考，客观分析。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状态和程度差距较大，虽然少数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产业分工的中端，甚至高端，但总体上主要是承担生产制造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从区域看，中国在所参与的经济循环圈分工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中，主要有美欧日-四小龙-中国、日本-中国，欧盟-中国，中国-东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循环圈，代表着中国与不同国家在全球化大格局下的分工关系。例如，在美欧日-四小龙-中国循环圈中，反映了发达国家市场和产品生产基地之间的关系，由美资、日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型投资体系在我国逐渐显现雏形。中国在这一循环圈中处于边缘的地位。
同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以资源进出口为载体的新型分工关系。据统计，2009年我国与43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OECD）存在贸易逆差，逆差额达1808亿美元。我国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性商品，出口适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的机电、轻纺产品，形成了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互补、工业制成品竞争的格局。
中国在国际分工重构的过程中较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并在部分产业形成了竞争优势，还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优势集聚。综合起来看，中国是第三次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也带来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
产业转移产生的贸易迁移效应，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中国实现，容易引发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以至政治冲突。2008年，中国对美、欧两地贸易顺差同比分别增长4.87%和19.31%，达到1708亿美元和1601亿美元。中国大陆对中国香港、阿联酋、新加坡、印度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778亿、189亿、123亿和112亿美元。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比2008年下降1000亿美元，同比下降34.24%，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对美贸易顺差下降275.67亿美元，同比下降16.13%。
从企业性质来看，2009年的顺差1981亿美元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顺差1270亿美元，占总外贸顺差55.96%。从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方式实现顺差2646亿美元，如果不计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外贸仍处于逆差状态。这表明美欧日以及亚洲四小龙获取了国际分工利益的绝大部分。但由于原产地规定的原因，在海关统计上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我来实现。这种格局，正日益成为美欧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以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的口实。
中国目前的产业分工格局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5年内“双顺差”的局面将继续存在。但是，由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日趋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仅2009年在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分别高达78.9%和92.9%。同时，由于外部竞争环境变化，部分跨国公司已开始将电子、轻工等产业向印度、越南转移，预计中国“双顺差”格局将随着产业的转移而逐步改变。
中国贸易持续顺差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全球产出体系分工中，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G2的提出、哥本哈根会议的“三可”，还是兜售中国追求“重商主义”的说法，都无视中国在扩大内需、促进中西部崛起以及节能减排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都无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其根本目的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赤裸裸的翻版，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表现。（腾讯财经注：本文为张勇《选择性失语的“中国重商主义”论——评析对中国贸易顺差认识的四个误区》系列连载之二，后续连载请继续关注。）
之前文章：张勇：选择性失语的“中国重商主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