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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金砖四国合作没有不可告人之处

王朝财经·作者佚名  20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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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峰会首秀谋划合作走向

《环球》杂志记者/ 刘新宇

6月16日,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叶卡捷琳堡市将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领导人参加的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在这里举行。

金砖四国由虚拟的概念到逐渐“成型”经历了6到8年的时间。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最先是由高盛投资银行分析师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提出的,主要用来定义拥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四大新兴市场。奥尼尔于2003年又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力进行了预判,认为这四国在2050年将超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最富有的国家。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遭遇窘境,何时复苏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发达国家集团G7的全球地位相对下降,由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G20成为更受关注的国家合作形式,而新兴发展中国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更是成为全球媒体的“重中之重”。

同作为发展中大国,中、俄、印、巴的领导人实现会晤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不过,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叶卡捷琳堡金砖四国峰会就“没有那么简单”,称四国寻求形成“政治俱乐部”的有之,称其欲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有之,当然还有更多莫名其妙的评论。实际上,对于峰会的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早已透露,那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稳定、能源和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不管议题是什么,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金融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依靠彼此的力量来走出衰退阴影”的有力之举,体现了分别在三大洲拥有巨大地区影响力的四个大国在应对全球危机方面的责任心。

金砖四国的合作没有不可告人之处

——专访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吴海龙

近年来,“金砖四国”一词经常见诸报纸、网络、电视,日益受到各方瞩目。从政治家到寻常百姓,对这个词都已耳熟能详。特别是今年6月16日,四国领导人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这个学术概念似乎正从虚拟变成现实,演化为国际合作平台。“金砖四国”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将向何处去?《环球》杂志就此专访了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吴海龙。

“金砖峰会”与未来合作

《环球》:“金砖四国”领导人近日将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会晤。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我国对这次会晤有何期待?

吴海龙:6月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将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根据东道国的安排,与会领导人将主要出席四场活动,分别是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联合记者招待会和工作晚宴,重点就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未来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胡锦涛主席将出席会晤。

我们希望此次会晤能有利于四国扩大共识,增强互信;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积极协调立场,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同时规划四国对话与合作未来走向,推动四国合作不断发展。

《环球》:国际上有人对“金砖四国”未来发展方向持怀疑态度,有的认为不会有实际成果,有的认为是在搞“小集团”,担心会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您怎么看?

吴海龙:这个问题问得好。依我看,其实答案很简单。人们大可不必担心。

首先,四国合作是和谐稳定的合作。四国走到一起,不是为了寻求对抗,更不是为了制造敌人,而是为了发展经济,增进友好。四国合作不但不会造成紧张,相反,只会促进世界的和谐和稳定。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发展、合作,冷战思维已经过时了。

其次,四国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四国经济互补性强,在经贸、财金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四国都曾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应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这既对四国有利,也对所有国家有利。

第三,四国合作是开放透明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正如我所说,四国之间的合作没有不可告人之处,光明正大,襟怀坦荡,愿意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环球》:近几年,随着“金砖四国”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一些国家曾提出希望参加四国对话。我国对此持何态度呢?四国在此问题上是否已有共识?

吴海龙: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四国”对话的愿望。这说明四国合作是有吸引力的。接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金砖四国”的代表性,增强四国合作活力,更好地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中国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当然,是否吸纳其他国家加入需要四国协商一致后才能决定。

“金砖四国”开展了哪些合作?

《环球》:“金砖四国”都开展了哪些合作?

吴海龙:近年来,“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不断加强,四国联系日益紧密。2008年7月,胡锦涛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巴西总统卢拉、印度总理辛格在日本北海道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举行了非正式简短会晤合影。过几天,四国领导人还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

今年5月底,四国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首次会议,戴秉国国务委员应邀出席。

四国迄今还举行了多次部长级对话。自2006年起,四国外长每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均举行会晤。此外,2008年5月,四国外长还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举行了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会后发表首份外长联合公报。

2008年11月,四国财长在巴西圣保罗借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机举行首次会晤。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并就G20华盛顿峰会有关事宜进行了协调。2009年3月,四国财长在伦敦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举行第二次会晤,再次就国际经济形势及各国应对政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G20伦敦金融峰会等问题交换看法。两次会晤均发表了联合声明。

《环球》:中国对“金砖四国”合作是什么态度呢?

吴海龙: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深入,各国相互依存度上升,世界总体形势稳定,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等领域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在此形势下,“金砖四国”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交换看法,加强合作,有利于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声音和影响,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四国加强对话和合作,不仅对四国有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与利益,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有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金砖四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环球》: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抱有很高期待,对此,您有何建议?

吴海龙: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整体陷入衰退。“金砖四国”也深受其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09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的经济增长率较去年均有所下降。如何应对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摆在“金砖四国”和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

我认为,“金砖四国”首先应办好自己的事,共同努力拉动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国内经济、就业等问题。这不仅对四国有利,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与此同时,四国还应加强合作,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应推动国际社会加大关注粮食、能源、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为各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共同发展。

《环球》:正如您所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您认为“金砖四国”在此方面应发出什么信号?

吴海龙: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显示出其已不能充分及时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亟需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和伦敦峰会已就此达成重要共识。

我们希望“金砖四国”能进一步协调市场,共同推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切实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快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和国际货币体系,根据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早日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金砖四国”峰会确立“后危机时代”火车头谁在曲解金砖峰会

王晋燕

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6月16日在俄罗斯召开的金砖四国峰会无疑将成为本年度最令人瞩目的国际事件之一。其意义并不只是峰会形式本身——这是金砖四国首脑首次单独以峰会形式举行会谈,而在于这次峰会预示着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影响已经举足轻重的4个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寻求把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转换为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而在未来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重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西方媒体称四国寻求形成“政治俱乐部”

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叶卡捷琳堡市即将迎来又一个辉煌的时刻,6月15日和16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以及首次金砖四国峰会将在这里召开。位于欧亚交接处的叶卡捷琳堡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以机械制造业闻名,这里也被看作是俄罗斯克服金融危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自从被确定为金砖四国峰会会址后,叶卡捷琳堡就不断吸引着世界媒体的目光。“俄罗斯希望通过主办金砖四国峰会显示其政治影响力,尽管会议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但根本议程则更多是华盛顿。”加拿大《环球邮报》这样评论道。

作为这次峰会的承办方,俄罗斯的言论备受瞩目。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席、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成员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6月2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将在叶卡捷琳堡召开的峰会将被载入史册,这次峰会有助于四国首脑会晤机制化。金砖四国将成为形式化的组织,从而有助于在未来建立具有超强影响力的、能够决定21世纪面貌的机构。”

对于峰会的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透露,金砖四国峰会将探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能源和食品安全问题。德沃尔科维奇指出,“金砖四国在贸易、投资、协调行动确保不同市场最大程度保持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而在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上也拥有共同立场。”

英国《泰晤士报》对此的解读是,这一系列迹象显示金砖四国正寻求形成一个“政治俱乐部”或“联盟”,从而“把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转换为地缘政治影响力”。

关注超主权货币

就在金砖四国峰会召开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一次采访被广泛转载。

梅德韦杰夫6月1日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指出,“世界需要一种全球性的支付工具,这一工具将为未来新的国际金融系统打下基础。鉴于美国经济存在的危机,市场对美元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但美元地位不会因此而遭受重创。”随后路透社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表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金砖四国领导人6月在俄罗斯召开峰会时,可能会讨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

俄罗斯的一系列表态立刻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

“来自世界最大新兴市场的领导人将要讨论创立超主权货币。”不少媒体迫不及待打出了这样的标题。一些西方媒体注意到峰会的召开正值美元兑欧元跌至年内新低之时,并联系此前巴西总统卢拉对中国的访问,认为这次峰会将成为四国联合终结美元霸权的开始。

5月19日,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发表了题为《巴西与中国:在变化的世界中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卢拉在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体系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巴两国需要“规划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以奠定2010年~2014年中巴双方扩大合作的基础”。卢拉多次主动提出中巴贸易利用本币结算,已被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是巴西同中国挑战世界经济金融秩序最引人关注的行动。事实上,早在伦敦G20峰会期间,卢拉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便首度提议,两国洽谈以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双边经贸协议。

对于卢拉这次为密切中国与巴西政治经济关系的访问,路透社的评论是,中国、巴西两个金砖大国试图加强金融合作甩开美元,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而法新社则援引卢拉的话说,此行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对华贸易,并推动建立一个“世界新的经济秩序和商业规则”。

印媒体高度关注

领导印度国大党所在的团结进步联盟获得印度议会人民院(下院)选举胜利的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5月22日正式宣誓就职连任总理。而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出访选择到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出席首届金砖四国峰会,让印度媒体感到有些意外。

印度最受欢迎的门户网站之一Rediff发表文章称,“这一次,印度不希望给人留下布什时代过于接近美国的印象,而是希望将兴趣和注意力更多地投射到周边”。《印度时报》则认为,金融危机使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凸显,印度有必要参与进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印度一家媒体甚至勾画出了这样的蓝图,“未来有一天,人们对G7的关注程度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金砖四国峰会的关注。日益崛起的金砖四国将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

有分析家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国”、“金砖四国”、G20等提法已经成世界格局重组的生动反映。二战以来,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国在内的非西方经济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构建新国际体制过程中有望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已经举足轻重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磋商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正是全球力量版图重新勾画的重要标志。即将召开的四国峰会是否会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有效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否会将四国对话机制化以期在国际格局的重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你让我选择,把钱投进美国市场、欧洲市场,还是中国市场、印度市场?我当然会选择中国和印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全球押宝“金砖四国”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实习记者/李梦

“金砖四国”,这个由高盛公司创造出来的概念名词,似乎正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愁云惨雾中开始向投资者焕发金光。

进入2009年以来,在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印、巴、俄四国股市猛烈反弹。按照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截至6月1日,巴西圣保罗IBOVESPA指数在2009年已经上涨了45.1%,中国沪深300指数上涨58.5%,俄罗斯 RTS指数更是飙涨了84.75%。近期,许多与“金砖”有关的股市奇迹屡屡见诸报端:5月18日,印度孟买综合指数单日大涨17%;香港恒生指数在5月末6月初3个交易日劲涨近2000点,5月份恒指累计升幅高达17.08%,是1999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虽然这种凌厉升势是建立在去年大跌之后的低基础之上,但投资者的短期收益依旧可观。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投资者正在押宝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似可作为这一判断佐证的是,5月20日,美林公布了新一期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结果:约46%的投资人增持新兴市场资产,更有80%的新兴市场投资人增持了中国资产。

韩国《朝鲜日报》引用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称,在韩国,今年以来,中国概念基金募集了约5000亿韩元(1美元约合1260韩元)的新资金,占同一期间海外基金募集资金总量的一半;俄罗斯基金吸引了2000亿韩元,巴西和印度基金也分别吸引了700亿和200亿韩元的投资。相反,今年以来日本和欧洲基金分别减少了1800亿和1500亿韩元。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滚滚钱潮涌入“金砖四国”呢?

是“热钱”炒作还是复苏在望?

与俄罗斯股市狂飙突进的景象不同,俄罗斯实体经济却展现给我们另一番景象:俄罗斯政府5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9.5%,比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23.2%。但随着国际油价一路攀升到接近接近70美元,卢布开始迅猛的升值过程,俄罗斯经济似乎也接近好转。

“当国际油价低于50美元的时候,俄罗斯的日子就会过得艰难。”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中原证券分析师刘锋也认为,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占了外汇的很大比重,其经济受油价左右比较厉害。但在接受采访时,他们都笃定地认为,“金砖四国”会率先复苏。

刘锋指出,在消费层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中国的消费增长了14.8%,而美国只增长了2.2%;3月,巴西的证券市场表现良好;印度经济增长的势头也不错;俄罗斯的消费形势有了好转。经济危机爆发后,曾经有过“世界末日论”,好像美欧不消费了,就要世界末日了,其实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严重。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表示,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四国表现各异,亚洲的中国、印度,这两国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内需考虑得比较多一些,这两个国家的金融也相对比较健康;而俄罗斯和巴西都是资源输出国,世界资源价格下降的话,对它们的影响比较大,其复苏与资源价格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

在制造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公司看来,除中国外,其他三个国家的财政平衡状况均会恶化。对外盈余将从近几年的水平大幅下降,或者将转为赤字。中国的经常项目一直是“金砖四国”盈余的主要来源,作为全球失衡调整的一部分,其盈余的绝对值也将有所下降。然而,中国占全球外部盈余的比重可能会大幅上升。有鉴于此,中国如何利用其庞大的外部盈余可能会对汇率和其他资产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华尔街日报》指出,“金砖四国”股市的强劲表现只是短线逐利资金所为。投资者之所以开始将资金投入新兴市场,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股票市场可能已暂时探底,而新兴市场是投资者能从股市反弹中最快获利的地方。该报认为,没有什么证据显示经济已触底,更不要说反弹了。散户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是,今天流入新兴市场的热钱会以同样快的速度流出。该报同时警告,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使市场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受阻。与此同时,挥之不去的经济低迷加大了各国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的风险,这对新兴市场国家非常不利。

用房四海的话来说,资本总是有趋利性,哪儿有钱赚就往哪儿去,没必要把这种现象抬到一个过高的层面,其实他们在乎的就是两个字:赚钱。短炒也好,对冲基金也好,都是利益驱动下的行为。而刘锋也不认为“热钱”是个大问题:“你让我选择,把钱投进美国市场、欧洲市场,还是中国市场、印度市场?我当然会选择中国和印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庄健则指出,实体经济这种上行的态势还不是很稳定,但目前国际资金的流动性比前一阵要充裕很多,一些国际炒家就开始琢磨,怎样能够获益更高,这就导致了目前国际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他认为,“短炒”应该是相对短期的行为,因为大的供求关系、大的国际国内格局,还是在探底、在调整,远没有到回暖或者新的上行阶段。

庄健说,股市和实体经济的确有一定关系,但是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因为股市里面有很多心理作用,还有很多政策面或者消息面在起作用等等,它对各种方面的消息是比较敏感的,无论真正的实体经济的大的变化,还是心理性、预期性的东西,都会在股市上反映出来。

“脱钩论”卷土重来

在经济火热而危机初现端倪的2007年,一度有一种称为“脱钩论”的说法,称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不受发达市场经济衰退的影响。为此,《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还很是打了一番嘴仗。但随着2008年危机迅速蔓延,油价、有色金属价格以及全球股市——不管是纽约还是孟买——一股脑儿高台跳水,从2007年10月全球股市见顶开始后的12个月里,“金砖四国”股市的相对走势与发达国家股市联袂下滑。富时环球指数(FTSE All-World Index)下跌51%,而富时“金砖四国”指数(FTSE Bric index)的表现比前者还要差38%。

但最近,“脱钩论2.0”又重现江湖了——有不断飙升的各种指数作论据——以富时“金砖四国”指数为例,这一指数在最近的6个月中上涨了56.5%。

《经济学人》的最新观点是,“脱钩”现象仅会出现在少数几个规模最大而负债又最少的新兴经济体之上。“金砖四国”应属此列。现在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力度正在减弱,一些国家的政府已放宽了财政及货币的政策控制,这使得“金砖四国”的快速复苏成为可能。

对“金砖四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刘锋表示乐观。和G7相比,“金砖四国”的发展空间很大。印度的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它的起点很低,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很完善,“金砖四国”和G7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这几个国家人口多,但是消费水平低,所以说有充分的发展空间。“据我所知,印度国内目前只有一条真正的高速公路”。

而在房四海看来,“金砖四国”不可能“脱钩”。“全球化发展得这么好,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集体独自发展。发展中国家不还是在买美国的国债吗?因为相对而言,美国的国债还是比较安全的”。

房四海称,中国虽然很有可能成为经济危机中最早复苏的经济体,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或者说得严重点,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媒体炒作出来的论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换个角度看,这场经济危机也是个契机,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联合起来,减息也好、出台救市方案也好,都说明各国间的联系在加强,联动在加强,全球化在起作用。因此,不存在“脱钩”一说。

对未来“金砖四国”经济复苏,房四海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复苏之中会有隐患,不排除会有二次触底的可能。

庄健认为,如果“脱钩论”能够成立的话,那这次金融危机应该对金砖四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还有一些结构的失衡,互补和合作的呼声也是比较强烈的。全球化在起作用,各国都面临着经济调整的任务,但是侧重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发达国家储蓄很低、消费很高,金融业比较发达;新兴市场国家正相反,消费不足,储蓄率又很高,传统产业占据比较大的比重。不论发达国家,还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着从失衡到平衡的过程。通过全球的共同行动,来达到新的平衡,这是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一个方向。

“金砖”互相借力

不可忽略的是,“金砖四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仍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按美元汇率计算,“金砖四国”2008年的GDP总量合计约为8.88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14.33万亿美元)的61.97%,G7经济体(32.72万亿美元)的27.14%。以GDP总量排名,中、俄、巴、印分列全球第3、8、10、12位。

目前,在“金砖四国”之中,印度的经济表现仅次于中国,印度中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称印度第一季度GDP增长约5.8%,远远好于预期,但比去年第一季度的8.6%增速下滑不少。而巴西尚未公布其第一季度增长率,但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5月5日公布数据显示,巴西一季度工业生产同比下降14.7%,成为1991年来最大降幅。巴西财政部预计巴西200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0.7%,与2008年5.1%的增长率相比也大幅下降。

而高盛公司在其5月29日发布的最新一期“金砖四国”月评报告中预计,中国将是全球最早复苏的国家,将于2010年中恢复其经济长期趋势增长率,远远早于其他国家。印度和巴西将于2011年恢复趋势增长率,也快于大多数其他新兴市场。而俄罗斯落后于其他“金砖”,预计该国将于2012年恢复至趋势增长率。高盛预计,新兴市场尤其是“金砖四国”的国内需求将强劲增长,将成为未来几年发达经济体出口拉动型复苏的推动力之一。

实际上,“中国因素”已经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开始发挥作用。到6月1日为止,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今年已上涨了73.21%,不少机构认为,支撑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来自于旺盛的“中国需求”——海关数据显示,1~4月中国精炼铜进口量约为106.6万吨,同比增加106.29%。

5月29日,被视为国际宏观经济状况重要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达到3494点,创下10个月来新高,相比一周前大涨了23%,5月份,BDI指数劲升93%。这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升幅,在整个5月,BCI(波罗的海好望角型船运价指数)从2376点攀升至6125点,上涨158%。有业界人士称,国际航运价格大幅反弹,与中国大量从巴西进口铁矿石和大豆有关。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巴西对中国出口33.95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6.1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62.7%和-12.8%。中国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达10.9%,与去年同期的5.4%相比增加了一倍。铁矿石等矿产品占巴西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6.1%。大豆等植物产品是巴西对华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占巴西对华出口总额的16.5%。两类产品占巴西对华出口比重超过70%。而今年4月,中国进口铁矿石达到5700万吨,同比增长33%。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木和糖的出口国,铁矿石出口量也很大,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所以中国和巴西之间能建立起一种双向的需求,”刘锋说。

房四海则指出,中国和巴西在诸如矿产进出口等领域的互补性很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也很好,因此,中国和巴西间频繁的经贸往来,也有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庄健认为,金砖四国实际上有个共同的任务,就是怎么能够很好地扩大内需,把国内的结构能够调整过来。如果不能很好地促进增长的话,依靠外需也好、依靠国际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都是非常有风险的,是控制不住的。

现在,中国是印度和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金砖四国”间的经贸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到5月下旬巴西总统卢拉访华时中巴两国签订的一系列经贸协定引发的空前关注,似乎以往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金砖四国”,正在转向依靠彼此的力量来走出衰退阴影。三块“金砖”的未来考量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6月16日,中俄印巴四国领导人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举行首次单独举行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日前表示,四国领导人将在峰会上探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

金砖四国首次峰会,似乎正将高盛公司制造的“金砖四国”概念推向现实。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俄印巴四国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其他领域表现出一些相似性,在应对一些国际问题时也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接近性。四国也意识到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有必要加强对话与合作,增强整体声音和影响,于是四国峰会应运而生。

从中俄印巴四国国家各自的角度而言,在共同的声音背后,各国对于金砖四国高层会晤的机制化及其未来发展,还都有着自己的考量、诉求和利益点。

巴西:表现积极

巴西是“金砖四国”峰会的积极倡导者之一。2008年11月底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巴西时,巴西总统卢拉与他共同提出要在今年召开“金砖四国”峰会。

巴西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各方面都是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在拉美地区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自卢拉总统2003年执政以后,推动了社会改革,巴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所上升。据巴西最大智库瓦加斯基金会的统计,在2002~2008年间,巴西中等阶层所占比例已由44%升至52%。与此同时,卢拉也开始调整外交政策,积极在地区和世界舞台发挥影响,并将其外交重点从欧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

作为地区大国,巴西外交的重点首先集中在拉美地区。巴西积极推动拉美一体化进程,积极介入拉美外交事务。在拉美外交界有一句玩笑话,说每当拉美地区出现了冲突,卢拉会第一时间派遣外交官和律师前往调解。“这一方面说明巴西积极介入地区冲突的处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巴西调解冲突时主要使用外交和法律的手段,这受到该地区国家的赞赏,也加强了巴西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巴西问题专家陈家瑛说。

另外,卢拉还是拉美唯一一位能与拉美地区的一些举着反美旗帜的左派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领导人,也是唯一能在美国和拉美反美左派之间进行调解的拉美左派领导人,这也同样有利于巴西在地区的影响,陈家瑛说。

同时,巴西也加速从地区舞台走向世界舞台。陈家瑛表示,巴西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能够加入安理会,谋取一个常设职位。为此,巴西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包括积极参加联合国在海地的维和行动,积极参与20国集团峰会,在世贸谈判、全球气候谈判中表现活跃。此次金融危机更是为巴西体现其影响力提供了一次机会。

在巴西看来,俄罗斯是重要的全球大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尤其如此。巴西与俄罗斯在金砖四国框架内加强合作,也有希望争取俄罗斯在入常问题上支持巴西的意思。

巴西与中国发展关系除了政治方面考虑之外,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巴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对这些产品需求很大,两国贸易潜力巨大。据巴西外贸秘书处统计,今年头四个月,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加剧,欧美对巴西产品的需求有所下降,但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却同比增长了66.7%。今年4月,中国以32亿美元的贸易额取代美国(巴美当月贸易额为28亿美元)占据80年之久的地位,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巴西在清洁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都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可以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开展合作。

由于巴西希望在经济贸易领域与其他三国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所以巴西希望在这次四国峰会上讨论在四国双边贸易中取消美元,改用本币支付,以降低汇兑成本和风险。事实上,巴西总统卢拉5月底访华前后曾经多次提到在中巴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问题。“这事实上也是减少双边贸易中美元影响的做法,与增加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相关。”陈家瑛说。

印度:有所顾虑

与巴西一样,印度也是在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近几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对印度的关注越来越多,印度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印度也处处以大国自居,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以及与大国关系中表现积极,以表现其存在,体现其战略价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参加金砖四国峰会,也是为了显示其国际影响力。“有着共同语言的四个新兴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讨论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等全球议题,宣示其主张,显然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产生重要的影响。”马加力说。

不过,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周刚认为,印度对“金砖四国”的兴趣是逐步提高的,印度一开始对与中俄坐在一起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俄罗斯前外长普里马科夫1996年访问新德里时提出了建立中俄印“三边论坛”的建议,那时候印度对此兴趣不大。“这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都要比印度大,与中俄坐在一起,印度的影响力可能体现不出来。”

不过,随着四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砖四国”这个名词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加之南亚地区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对“金砖四国”的兴趣也不断提高,对参加四国机制的态度更加积极。5月中旬,印度智库“观察研究基金会”召集四国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就四国机制的发展提出了45点建议,其中提到至少应该将四国外长和财长会晤机制化,四国在日内瓦、维也纳等有关国际机构中的常驻代表也应该定期会晤,以加强沟通、协调立场。

“不过,印度在参加四国机制时,也要考虑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周刚介绍说,印度辛格政府的一个重要外交政策就是保持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在参加一些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机制时仍然持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虽然有关国家一再强调‘金砖四国’峰会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多极化本身就是对单极世界的否定。”

俄罗斯:开拓新局

与巴西、印度正在争取全球影响力不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消沉期,其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但自普京担任总统后,俄罗斯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全面向西方靠拢的政策,开始务实地开展全方位外交,尤其注重发展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关系,因此对“金砖四国”峰会也非常积极。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重要智库“统一基金会”先后召开了几次国内和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为金砖四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出谋划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认为,俄罗斯之所以特别重视“金砖四国”,一是俄罗斯认为当前国际格局,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正经历着非常深刻的变化,美国的全球影响正在下降,而新兴国家的影响在未来会不断上升,俄罗斯可以借助金砖四国的平台,对未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构筑发挥重要的影响。此外,俄罗斯在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沉重,其实力有所下降,所以更希望借助金砖四国平台,对国际事务发挥影响。

此外,也有舆论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外交日趋强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美欧针锋相对。但俄罗斯的强硬势头遭到了欧美的挤压,其在东欧、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正在被蚕食,所以,俄罗斯希望通过积极参与“金砖四国”峰会扩展其外交空间。对此,冯玉军表示,俄罗斯积极参与新兴国家的多边外交活动,当然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但未必是从与西方抗衡的角度出发的。事实上,由于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实力,俄对外政策也正在调整,不希望把俄欧、俄美关系搞得很僵。另外,中国、巴西、印度也没有与西方对抗的意愿,只是希望加强新兴大国的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构建发挥积极的影响。由“金砖四国”到“金砖N国”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实习记者/王晓楠

“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21世纪之初,就是因为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的这样一份报告,“金砖四国”一词迅速风靡全球。

虽然,在通往2050年的道路上,巴西尚未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俄罗斯还没有超过英国,印度与日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中国并未成为世界第一,然而,随着这一概念的诞生,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率领上百名重量级政商人士展开了“金砖四国外交”,七国集团财长会议2005年首度邀请“金砖四国”代表列席,日本丰田汽车等跨国企业的全球棋盘因此重新部署……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首次峰会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看来,新兴大国群体的出现将是世界力量对比的一次历史性变化。“这个‘第一次’,注定将成为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起点。”

强化共同利害

《环球》:“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最早于2001年被提出,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举行却是在时隔8年之后的2009年6月,为什么由概念的提出到峰会的举行会时隔这么长时间?

王在邦:“金砖四国”的概念实际上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这样一种现实。从概念的提出到峰会的召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面有许多原因。

首先是概念的真实性的问题。“金砖四国”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概念是否反映了真实?世界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起初,一些外国政要不太愿意承认“金砖四国”,比如美国,一般不用这个概念,而用新兴市场国家这样的词汇来指代。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逐渐证明了“金砖四国”的存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大国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占全球GDP的份额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因此,现实的发展证明了“金砖四国”这个概念是对现实的一种贴切的理论化。

其次,“金砖四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于四国之间共同利害的认识也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当国际社会开始把这些国家视作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会逐渐感受到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利害。毕竟,这个群体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害感。这种感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逐渐发现的。

《环球》:您觉得在这个群体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比较明显的能感觉到利益诉求不一致的地方在哪里?

王在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在“8+5”对话进程中,往往是在8家先商量好、协调好了,再让另5家去对话,这种形式本身就带有一种矮化和歧视性的意味。通过数次“8+5”对话会,“金砖四国”不断强化了对共同利害的认知,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

《环球》:那么具体到2009年6月中旬这个时间点来说,峰会的召开有怎样的时空背景?

王在邦: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金砖四国”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共同利害感。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我个人感觉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伤害要比对新兴经济体的伤害更大。像过去那样指望发达国家来恢复和拉动世界经济是不太可能的,新兴大国之间必须同舟共济,搞好经济。

《环球》:我们注意到了几个时间点,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已经开过两次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一次是4月2日的伦敦峰会,接下来的9月份将在美国召开第三次G20峰会,“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时间恰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G20峰会之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在邦: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不一样,它的范围更大。一个更大的范围就意味着这个机制很容易效率低下,有空谈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次“金砖四国”峰会将有助于新兴大国在第三次G20峰会之前协调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

障碍不可能长久阻碍多边合作

《环球》:“金砖四国”这一机制属于多边外交的范畴,而这其中又涉及到四国之间的双边外交,您怎样看待双边与多边的互动?

王在邦:双边外交理性、健康、平稳地发展会为多边外交平台的建设奠定前提和基础。多边外交这个舞台一旦搭建起来也可以使双边外交更有成效,可以降低外交的交易成本。

多边外交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淡化彼此的分歧,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实现国家群体的共同利益。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发达国家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兴大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在新兴大国的外交中,对发达国家的外交仍然是其外交的主要部分。因此,一种新兴大国之间的多边外交机制,会有助于形成一种合力。

《环球》:如果说“金砖四国”的发展方向是一个紧密的多边合作的平台,那么它需要克服哪些障碍,解决哪些矛盾?

王在邦:实际上最紧密的盟国之间也会有矛盾,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国家之间也会有共同利益。

矛盾在“金砖四国”之间会存在,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解决的。新兴国家之间有产业结构和贸易领域的差异,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中国希望油价越低越好,可是油价降低,俄罗斯的损失就会很大,这就是矛盾。但是如果双方追求“两利”,相互妥协,就很可能达成一个成交价。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地缘竞争,比如,印度对中国就是如此,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双边框架来增加互信的。我认为这些障碍不可能长久地阻碍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先搁置,逐渐在共同利益的框架下寻求化解,这是一个趋势。

“金砖四国”之间能否形成一种相对紧密的联合,还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比如,如果发达国家在处理气候、环境等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太大的压力,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会更紧密地合作。

总体来看,“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还是有限的,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仍然不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形势会促使这些国家保持一种密切而又紧密的磋商。

“金砖四国”应该更开放

《环球》: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存在一些多边外交的平台,比如“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那么作为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前景如何?

王在邦:“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但它们仅仅带有一种交流的成分和磋商的性质,对于国际决策而言,它们涵盖的范围太大,多边决策缺乏执行力。目前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变革,“七十七国集团”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

“金砖四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它们更能够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同时,“金砖四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多种形式的多边机制应该是互补的。

《环球》: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提出中美“两国集团”的设想后,曾遭到其他国家的猜疑和排斥,那么“金砖四国”是否会在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类似的情况?

王在邦:这应该不是问题。因为“金砖四国”之间的协调不会有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从总体上讲是代表、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的,它不是对立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发挥同样的作用是不现实的,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映它们的声音和要求,只能是发展中大国。

《环球》:既然是要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金砖四国”机制能够更具代表性、更加开放吗?

王在邦:“金砖四国”都是发展中大国,但是它以后不应该完全局限于这四个国家,到了一定的阶段,应该发展成“新兴大国峰会”。我认为“金砖四国”应该更具开放性,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很容易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大与这四个国家的心理距离,或者产生认知上的差异,那样就不利于协调立场。

《环球》:如果更加开放的话,哪些国家可以纳入“金砖四国”机制?

王在邦:不妨把墨西哥、南非纳入进来,它们本身的实力不弱,可以壮大“金砖四国”的力量。另一种全球化的理想与现实

庞中英

“金砖四国”,是非西方的、发展中世界的、新兴的四大国的称呼,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异军突起的力量。

这本来是一个金融危机前的商业概念,意在说明哪些市场对跨国公司最为有吸引力。危机前,为了制定全球战略,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而欧洲的金融市场力量(如伦敦金融城)更愿意称呼这些国家为“新兴市场”。在政治外交中,西方则称呼这些国家为“新兴大国”。

危机后,当年称呼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它们的巨大商业机会的华尔街遭受重创,实际上已经顾不上“金砖四国”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却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流行起来,被命名者将计就计,居然在外交上开拓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全新的国际协调空间。对于正在深刻演化的世界秩序来说,这一发展也许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四大国,尽管其中的中俄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却都不是现存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主要设计者,而只是其中的参加者。所以,“金砖四国”的合作,势必对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原则、规则和制度产生复杂而重要的影响。这也许是“金砖四国”合作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国家的合作不是传统的南南合作,因为俄罗斯既非传统的、西方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也非一般人们理解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历史上的欧洲国家俄国和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和延续。经济上,今日的俄罗斯兼具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征。

新的四大国有不少相似性,也有更多的差异性。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则力争成为安理会改革后的新常任理事国。在冷战后的特定国际形势下,俄把西方的“七国集团”改造成为“八国集团”。在人口方面,中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人力资源丰富,拥有可产生“软实力”的巨大潜力。这四个国家都在当今的全球化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这几年,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它们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稳步上升。这四国都是如今比“八国集团”更重要的“20国集团”的关键成员,在应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方面被寄予厚望。总之,这四国的地位、作用和趋势,具有构成“另一种全球化”的巨大潜力。

不过,尽管四国内部各自的双边合作开展得广泛而深入,但超出双边的四边协调和合作,还仅仅是个开始,仍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观察家可能理想主义地以为,“金砖四国”将成为类似“八国集团”那样的新兴国际集团,但无论从实际情况还是长远趋势远看,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金砖四国”的协调目前还仅止于象征性,至少于近期的几年内,它还不足以根本动摇西方主导和控制的世界秩序。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国家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它们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远低于它们分别与西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如果认为“金砖四国”走向集团化且带来“威胁”,西方可以轻易地利用这些力量之间的矛盾削弱它们刚刚起步的国际协调。

“金砖四国”在各自的发展中,确实积累起许多独特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经验,丰富了世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但是,它们的模式既然是在全球相互依存下发展出来的,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借鉴和汲取了不少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模式。所以,难以说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的截然不同。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它们与美国经济的深入联系。

历史地看,美国一直是影响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美国经济模式之间有着许多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贸易发展与美国因素也有关联;原来只有印度也许是个例外,但印度在最近10年加速与美国发展关系,全球化把印美联系在一起,印美在高科技和核能领域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看,除了合作的一面,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竞争、猜忌甚至冲突。比如印度一直把中国当作其在亚洲和世界上崛起的主要障碍和对手。这些消极方面如果得不到有效克服,四大国可能会相互消耗,最终影响它们各自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坚定地认为世界的根本趋势是多极化。不少欧洲人,如法国人,也持有类似看法。但是,由于美国“独大”,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如日中天,深知美国在经济、科技、教育、军事和外交上超一流实力的人们,对多极化的判断一度不以为然。然而,进入21世纪后,由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爆发,许多人才从美国“单极世界”的神话中醒悟过来:一方面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内在危机和霸权衰落,一方面是中、印、俄、巴,以及其他非西方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持续上升,多极化几乎不可避免。

从非传统国际问题的角度看,四大国都是影响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气候变化显示了人类现存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危机。尽管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和巴西的自然资源丰富,中国和印度与俄罗斯和巴西之间也可以在自然资源领域加强合作,但是资源无论如何也是有限的。新兴大国固然要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但同时也应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相互扶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环球》杂志)

(《环球》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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