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的药店2004年起就开在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百里镇医院的旁边，本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没想到现在却需要“未雨绸缪”了。
国家要求今年在60%的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明年全部完成。安徽省则从今年9月1日开始“两步并作一步走”：在全省108个县（市、区）政府举办的1263个乡镇卫生院、60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10750个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室率先全面实施综合改革。此举将为6800万城乡群众带来实惠的同时，也给该省4000多家零售药店的经营带来影响。
9月20日，曹林告诉记者：“我们在基本药物这一块已经没有优势，因此只有通过改选剂型、规格等来弥补；但基药以外的其他品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因此，他选择增加保健品销售作为应变之道。他告诉记者，在该地区，补钙产品和维生素这两类在药店最为热销。有的农村药店里的保健品已超过50%。
事实上，在对不同区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转向非药经营，走大健康之路是大多数药店对基药制度的应对之策。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有些药店虽然没有调整经营策略，却在销售上取得了“不降反升”的效果。这给未来的药店经营什么提醒？
相同的“危机感”
本报对不同区域的调查显示，基药价格成为药店面临的首要威胁。虽然这些基药的品种，与药店经营的所有品种重合度不高，但受调查的药店销量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在各省公布扩充的基药目录后，又通过省一级的招标降价政策以及基层医疗机构取消15%的加价率，实行“零差率”销售，其零售价格已与药店大体趋同。
今年5月，重庆市黔江区将基本药物制度延伸到村卫生室，全区158个村卫生室及其下设20个卫生点全部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后，常用药品价格比国家限价平均低50%以上，常用的100种药品中有93种的价格比零售药店低。
在河北，继3月份公布第一批基本药物价格后，7月初该省对第一批基本药物价格进行了下调。8月20日，该省物价局又公布了第二批（公开招标部分）基本药物最高限价。自此河北省招标的基本药物价格全部公布，加上上次公布的120种药品，河北省278种6476个类别药品有了最高零售价格。而当地药店反映，一种在药店零售价为5元的感冒清颗粒（12g×10盒装），在社区的限价则为2.95元。
而在湖南，9月17日，药品集中采购投标报价指导价格设定了“五个不高于”和“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不得高于我省大型零售药店药品的平均零售价格”。
相比药品零售价格这样数据上的显性影响，顾客流失、信任度下降的隐性影响是未来药店经营的更大危机。参与本次调查的南京某连锁药店负责人就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由于政策扶持和宣传导向，消费者有意识地向社区医疗转移，药店信任度会逐渐下降，这对我们来说将是致命的。”
不同的应对策略
基本药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是广大消费者，而对于药店、药企来说，则要面临转型之痛。
基本药物制度兵临城下，不同区域的药店如何应对？在本次调查中，各药店分享了他们的经验。杭州百年老店方回春堂一方面以促销活动的方式吸引消费，同时还优化产品结构，强调联合用药；另一方面则采取内部培训和外部学习相结合的措施提高员工专业水平，凸现企业优势；江苏恒泰医药连锁除了调整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价格之外，把加强药学专业化服务、强化疗程用药、进一步加强药店品牌宣传力度作为应对之策；而重庆万和大药房则把重点放在发展会员、加强服务上，以此进一步巩固药店对消费者的凝聚力。
总结不同区域药店的应对之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转型经营大健康，这在参与本报调查的“药店应对之策”中排首位。北京一平价连锁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社区医疗机构经营的药品（包括基本药物）通常在700～800个品规之间；对于传统的以西药销售为主的北京传统药店尤其是单体药店，影响较大。“一些药店销售下降达30%，主要是处方药的份额下降。”因此，北京的药店普遍走上大健康之路。北京金象的非药品种已超过50%，且有重点培育药妆品类的规划；北京百姓阳光大药房则推出“1元、3元药品专柜”来吸引客流。
二是继续坚持专业化。上海的药店出现了基药制度推行后药店生意“不降反升”的案例，主要集中在中药特色店。雷允上北区雷允上店药师杨彬毅补充说：“除了中药品种特色，我们店是24小时营业，而且送货上门，代客全国邮寄，这些服务是社区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的。”
三是抱团取暖。基本药物品种无利可图，寻找替代品种的企业纷纷将目光瞄准了采购联盟，在药店人看来，未来有联采优势的区域药店联盟将大有可为。
对于零售药店未来发展方向，或许，金象大药房董事长徐军的建议可谓是“两全之策”。他说，药店需要有两手准备——如果未来推行政策中药店地位得以明确，那么应该在药品经营上投入更多资源；如果只能到现在的程度，则要扩大经营范围，不再仅销售药品，而是更多地引入化妆品、保健品、小型医疗器械和便利服务。
(责任编辑：魏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