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蕴华
金蕴华，药物化学家和制药工业专家。长期致力于发展民族制药工业，为促进国内新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与国际接轨，适时地建立了符合联合国有关部门及发达国家所规定的新药研究与开发程序，及执行该程序必要的学科，并在药学高等教育中开设相应课程。参与领导了抗疟药青蒿素的研制和投产。积极推动中国医药事业与国际交流，为吸纳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与模式，主持多个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药厂的谈判作出重大贡献
1946年，金蕴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学系；1950年，在美国普度（Purdue）大学获药物化学哲学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学子回归祖国，建设百业待兴的新中国。金蕴华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和发展机遇，与同校同期毕业的我国“两弹一星之父”邓稼先博士等人一道，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程。那一年她25岁。
1950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杰出高级制药专家（制药工业）。
为新中国制药业写下“第一章”
金蕴华回国后被调往北京医学院任教，同时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导师。当时新中国正值抗美援朝和西方国家重重封锁。同时，血吸虫病等恶性传染病肆虐大江南北。严峻的现实要求年轻的共和国必须自力更生生产药品，而且是从最基本的化工原料开始。金蕴华与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制药化学专家及上世纪50年代早期的毕业生们，毅然担起了这付重担。
没有教材，金蕴华自己编写；没有实验规程，她自己设计；没有英汉化学词典，她自己创译。她培养的学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药物化学人才；她编写的《药学文献》一书，第一次系统详尽介绍了国内外主要医药化学专著，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制药领域工具书。
为中国制药业建功立业
在金蕴华的人生里程中，有这样两件事情很令她欣慰与豪迈。一件是由她主持了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新化学实体首例药物———青蒿素走向世界的过程。
60年代初，疟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滋生肆虐。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非洲平均每分钟就有一名儿童被脑型疟夺去性命。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新型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开发，金蕴华被任命为这一著名的“523”项目的副总指挥，负责药物开发及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谈判。
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新化学实体首例药物，属于倍半萜过氧桥化合物，结构独特，从未被人类用于疾病治疗，所以备受世界瞩目。世界卫生组织特派其热带病司疟疾处官员组织国外知名专家来华，对青蒿素的毒性、药效、药动学、质量、剂量、剂型及临床情况进行研究，并按国际新药注册标准进行评价。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北京召开青蒿素专项研究大会，美国的陆军研究院、英国热带病学院均派重要官员参加。年轻的共和国为人类健康倾注着至真至诚，金蕴华是参加者也是见证人。
由于青蒿素其血药浓度在国内无法测定，金蕴华就奔波在瑞典著名医药院校研究院所之间。她先用七氟丁醇从病人血液中提取青蒿素类药物，再用高效液相色谱后柱法和纳克级含量生物（体液）分析法进行测定分析，论文发表在《瑞典医学学报》上，并被瑞典国家药监局采用至今。
另一件事是1982年，金蕴华率团攻下了我国与瑞典合资组建华瑞制药公司的那场历时4年之久的高难度谈判，推进了我国医药领域的国际合作进程。
金蕴华不仅曾是我国制药领域一位资深的技术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谈判专家和国际交流专家。1978年，我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终于被打开，改革开放的新中国要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国家经贸委代表中国政府与瑞典签署了在科技、工业等方面政府间的协作协议，共有包括制药工业在内的11个领域。1979年4月18日，金蕴华受命代表国家医药管理局（SPAC），率团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继续谈判。
当时我国尚无《合资法》，她就学习先进国家的相关法律，借鉴国际惯例，边探索边学习边总结。由于她知识面广、反映快、英语词汇量大、水平高，还有她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光明磊落的敬业精神，赢得了所有外方人员的敬重。1982年9月15日，历时4年之久的谈判项目———中国瑞典合资组建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约。这是新中国制药工业走向世界的极为艰难又极为重要的一步。当所有外方人员向瑞典方向为这位“金老总”举杯致贺时，金蕴华已离开北京到瑞典的乌普撒拉大学任客座教授了。正如当时媒体报道：“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时她已近花甲之年。
为中国制药业架“桥”造“船”
1978年，国家医药管理局（SPAC）成立后，金蕴华任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作为我国制药领域权威专家，金蕴华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前沿，为推进我国制药工业与国际接轨，为新中国制药业出口海外、走向世界架“桥”造“船”。
一方面，金蕴华积极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来华讲学，创立药物动力学、生物（体液）分析学等学科及课程；另一方面，她还积极向瑞典等发达国家为我国学子争取到奖学金，分别在药理、毒性、药动、药效等方面，培养了我国的药学专家并建立了我国自己的药品安全评价中心。
金蕴华早在1979年就曾提出我国制药工业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照国际上对知识产权的规则和建议，国内医药产品必须尽快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为主。
在国外访问期间，她收集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新药审批法规和世界性制药公司新药开发程序及有关文件，在国内率先推广介绍药品的生产、实验、临床、储运、药材种植（GMP、GLP、GCP、GSP、GAP）等规范管理条例，还翻译了《美国制药工业的主导地位和决策》一书，为我国制药工业战略决策、战略目标制定修改，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
金蕴华积极帮助我国制药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相继促成我国制药工业“四大家族”之一的新华制药厂与美国著名公司合作，生产头孢菌素系列产品，使新华制药从原料药到制剂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她还邀请瑞典一家国际著名制药公司，帮助我国最大的制药企业华北制药厂解决了最新生物技术产品工艺———用细胞培养法制造人血浆白蛋白的下游技术处理难题；解决了生产规模的“分离与存化”技术和装备……
由于金蕴华的不懈努力，1983年她被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聘为顾问，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聘为专家。
1990年，受联合国工发组织委托，由UNIDO与SPAC在北京联合举办“药用植物工业利用研讨会”，金蕴华被选为大会主席，为推进我国与世界传统医药的工业化生产，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医药缺乏及“南南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1991年，金蕴华被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1995年被国家人事部审定为我国制药领域“国家杰出高级专家”；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成立后，她被聘为局长顾问至今。
虽已古稀之年却仍怀报国激情：她仍在思索入世后的中国制药工业如何生存与发展；政府部门应如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政策法规进行适时调整；企业如何使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迅速同国际惯例接轨等等。她尤其关注着我国自主创新药物研发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燃眉课题。她非常渴望能回到实验室重操课题；她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很相信自己一定还能为祖国再做些什么；她为自己的时光悄逝常常会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