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总统相继批准siop -62。siop-62中显示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它从约4000个目标的国家战略目标数据库中选取了2600个中苏集团的单个打击目标，并将其转化为大约1060个dgz 目标。其中599个dgz 目标覆盖了中苏武器发射基地和政府与军事控制中心；151个dgz目标覆盖城市工业基地；227个防御性目标，65个其他目标。siop -62规定对于200个重要dgz 要求达到97%的确保概率。为达到上述目标，美国将动用现役部队的近3240枚核武器。这样一组数字其实预示着一场核灾难，其结果就是siop -62一旦被执行，仅中苏两国的伤亡人数就会达到2185亿。
由上可知，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导下，siop -62制定了远超出达成军事目的所需的伤害标准和确保标准，从而使战争所需武器数量和当量大幅增长，并且一旦战争发动必然会对中苏国家平民造成“过度杀伤”（overkill）的恶果。这无异于一场“大屠杀”计划。此时艾森豪威尔任期将满，虽然他看到siop报告后的第一反应是“它简直令我魂不附体”，但最终还是批准了该计划。
二、siop -5与尼克松政府对中国的核打击政策
肯尼迪和约翰逊任职期间，美国的核作战计划每年进行复查，共形成siop -63、siop -64系列和siop -4三个序列。这三个siop在基本理念上没有变革，只是根据国际形势和美国战略力量的变化有所调整。1969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面对的战略形势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严峻：“苏联已经拥有可与我们比肩的强大战略力量；中共也将在未来几年部署自己的洲际导弹，使我们的战略设计和外交面临新的难题。”在此形势下，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现实威慑”核战略，即在承认美苏战略平衡的基础上，用美国的核力量威慑核战争的爆发，甚至“不排除用核武器来回应常规侵略”。事实上，siop -5就是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制定的，它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核打击原则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