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从“中苏集团”的概念中被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目标系列。尼克松政府在考查siop -4时发现“中国人口、工业密度及分布（与苏联）有很大差异，因此将‘确保摧毁’应用于对中国的威慑并提出一个‘不可接受的伤害标准’是不适当的”。新的指导原则为针对中国的核应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1、当发生一次重要核打击时，总统有4个选项，其中选项3是针对中国重要的一般任务部队和核军事力量，选项4是针对中国的上述军事力量加上城市工业中心和政治经济目标；2、当发生一次有选择性的打击时，总统有12个选项，其中选项10是针对中国的核威胁力量，选项11是针对中国国家民用和军事控制中心，选项12是针对中国对美国军力和盟国构成的常规威胁；3、指导原则还提供了发生有限打击和地区打击时的选择方案，对此文件没有详细说明。总之，这些选项使总统有可能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战争选择，减少孤注一掷的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现实威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寻求终止战争，siop -5突出体现了限制升级的计划安排。国防部在回顾前几个siop时发现，此前多个siop的唯一目标是通过摧毁敌人来赢得核战争，而没有控制升级和有限选择的设计。siop -5则明确提出了限制升级方案，即通过“避免摧毁敌人的主要国家指挥控制设施以确保其能保留下来，控制升级并且不诉诸自动反应”，也即要“保留对配置在重要城市区域的目标的打击，保留对任何特殊国家的目标的打击，保留对莫斯科和北京的打击”。
最后，siop -5明确要降低伤害标准。尽管此前美国政府内外对siop的高伤害标准进行了谴责，然标准仍居高不下，到siop -4，军方确定的最高伤害标准已达98%。siop -5则规定预期的伤害标准不得高于90%，并首次将核辐射带来的间接伤害考虑进伤害统计中。然而，尽管中苏关系已不可弥合，中美关系逐步改善，siop -5仍将大量目标定位在中国，“在华约国家、中国、古巴、越南，甚至不确定的‘结盟国家和中立国’”有几千个打击目标。
三、siop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发生了重大改变。其时，美苏进入冷战对峙的新高潮而中美关系相对缓和，里根政府制定的siop -6将中国移出了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并制定了单独针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这种中国计划单列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后冷战时代。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引起美国的战略担心，当美俄之间就削减核武器进行谈判时，中国在美国核打击计划中的地位却不断被强化。虽然1991年美国军方的研究报告指出“近期，苏联仍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摧毁我们社会的国家”，[32]但美中在台湾、武器扩散、核间谍和人权问题上的种种不和谐，尤其是“中国远程核导弹力量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使美国军方“加强对中国打击定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