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iop 以中国为打击目标的原则在后冷战时代的接续
从1991年到1996年，美国军方出台了几份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就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核态势进行评估，实则是为制定新的对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做准备。1994年由美国战略司令部提交的“太阳城后续”报告，其解密部分显示中美有可能在诸如朝鲜这样的地区冲突和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中发生核对抗，由此暗示需要制定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第60号总统决定指令（pdd -60），要求“美国军方为一个更为广泛的中国目标清单制定计划，以包括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工复合体和增强了的常规力量”。[36]在pdd -60指导下制定的siop -99将中国目标重新移回美国统一作战行动计划中。新计划的目标分配中，美国确定的所有敌对国家目标共2500个，其中约2000个在俄国，300-400个在中国，其余100-200个在所谓“无赖”国家。1999年10月生效的siop-00“继续扩大了对中国的打击定位”，尽管目标增长的数据不详，然而这种扩大显然是pdd -60继续发挥效用的结果，也与后冷战时代美国调整对中国核战略的总体趋势相吻合，即“一个正在兴起且装备良好的中国引发的战略问题或许比苏联曾引发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考验”。
资料图：负责美国核武器研究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2、siop 机制的内在缺陷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核战争风险
无可否认，自冷战时期到现在，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siop的可控制和灵活性选择，却没有一届政府放弃先发制人和大规模报复的选项。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2005年发表在《国际关系》上的文章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iop始终是军方的产物，美国历任总统和国防部长在制定核武器应用计划时都无法撼动军方的权威。从军方设计siop的初衷来看，战争预案就是要“为核作战事先计划，以达到最大可能程度的自动执行和对攻击后通讯的最小依赖”也就是说，一旦一个计划选项被确定，一般要完成其所有的打击目标后作战才能终止。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唯一有权发出战争指令的总统接到警报后的决定时间不到10分钟，对于警报性质的解释则要完全依赖军方，而从军方的倾向来看，他们往往会推动总统做出重大攻击的选项。美国民间核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在核技术发展的今天，“1500枚核弹头足够满足威慑需求”，而“如果有一位总统有足够勇气决定1500枚弹头是充足的，那么这个（核打击）清单就会减少”不幸的是，至今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有勇气推翻军方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