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个政治环境险恶和没有贸易协定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民间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贸易额来看，1950年为590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4.9％。可是， 美日当局丧失理智的禁运政策，却使本来数量就很小的中日民间贸易又进一步下降。从1950年到1952年，双方贸易额“从5900万美元下降到1540万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4.9％下降到0.8％”。
二
从1952年6月到1957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这是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
1952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许多企业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日本迫切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1951年6月，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朝鲜停战，进行谈判，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之一的身份，于1952年4 月向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知名人士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冲破日本政府的封锁，绕道前往莫斯科。中国代表南汉宸在会上首先表示：“希望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会议的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同3名日本议员进行了会谈。会后，日本议员应中国代表的邀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访问了北京，并根据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日本贸易会等国内民间团体的希望和要求，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1952年6月1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朝鲜战争期间“特需”支撑下的日本经济由此而面临着严重的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和劳动团体等要求重新恢复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成立于1952年底的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甚至策动国会于1953年7月29日在众议院、同月30日在参议院先后通过了日中贸易促进决议案。中国贸促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邀请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等访华，商谈签订贸易协定事宜。1953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零二个月的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954年底，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鸠山内阁“顺应时势，决定改变过去实行的对美一边倒的状态，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促进同苏联、中共的贸易”。中国方面当即表示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中日政治关系的松动为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提供了新的机遇。1956年3月，以中国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经过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谈判，于1955年5月4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