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次协定中，第三次协定由于“得到了鸠山内阁总理大臣的支持和赞助”，执行情况最好。第一年完成协定进出口总额的67.2％，1956年5月4日期满后，延长一年，又完成了77.7％。按照日方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其中1956年达到1.5亿美元”，创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额最高纪录。
在双方贸易商品结构上，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豆、杂粮、大米等农产品；煤炭、生铁、铁砂等矿产品；羊绒、桐油、松香等土特产品。以双方贸易额最多的1955年和1956年两年为例，“1955年，中国出口大豆9707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33.4％，大米6894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23.4％，两项合计达57.1％”。1956年，这一比重仍高达55％。日本对华输出的则主要是化肥、钢材、机械和化纤等，其中尤以化肥的比重最大。“195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仅化肥一项就达3237百万日元，占日本对中国出口的31.5％。”1956年，这一比重仍在20％以上。
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1955年10月在东京晴海首次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近70万人观看了展览。第二年10月，北京也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观众达125万人。
三
第三次贸易协定延长一年，到1957年5月4日再次期满后，又出现了无协定的状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由上年的8384万美元急剧减少到803万美元。”因此， 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已迫在眉睫。
正在此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主张扩大中日贸易的石桥内阁因首相生病而辞职，敌视中国的岸信介上台组阁。1957年6月， 岸信介跑到台湾，在与蒋介石的所谓会谈中煽动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并狂叫：“如果恢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这就给中日贸易关系的前景布下了厚厚的阴影。然而，由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日本深受影响，产品积压，钢铁、非铁金属、纤维等工业部门纷纷减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正在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器材，因此，早日签订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月， 日本召开了要求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全国企业家大会。此前的1957年8月， 日中友好协会在东京召开了为期3天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以诚意来对待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并呼吁发起一个国民运动，为加速恢复邦交正常化而努力。1957年9月，中日双方终于开始举行会谈， 商讨第四次协定的签订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