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复兴规划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进行，不管愿意与否，为了继续维护统治，除了改革，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余地，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改革的活动加速进行了。这个政府的眼界和认识已经和甲午战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甲午战败以前，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文化的天下观”。这个认识由诸夏及蛮夷，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图式组成。以中国为中心，按照道德中心论的视角，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天朝上国，在她的周围，是道德文化低下的“夷”，再外面是未开化的“蛮”，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可以无限扩张。世界环绕在以中国为中心的道德等级秩序中。由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视作是各国向中国君主纳贡的朝贡关系。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之后，长久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荡然无存。“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囊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在给清帝的上书中，康有为从一开始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危险不仅仅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治法文学”的文教传统，中国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而那位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严复则翻译了《天演论》，把社会进化论的竞争进化观引入了刚刚重挫的中国，大声疾呼中国已面临劣汰的危境。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推向了高峰。通过文化的深层变革造就一个新国家的意向呼之欲出。
世界格局认知的变化，加上甲午战争引发的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中国人有了足够的动力和知识资源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姚锡光们的出现，正是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海防：近代化的启动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地理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发祥地的华夏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则是漫漫黄沙的西域边地，除了逃亡者和商人，少有人去；西南是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则是浩翰大洋，茫无际涯。
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对此充满了无力感。一是华夏内部腹地开阔，北方一有战乱和自然灾害，可以南迁，反之亦然。特定的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始终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注到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整个古代史，就是汉人政权抵抗北下的外族铁骑，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绵延万里的长城，中原人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