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府也显示了对海权的重视。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在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勘察后，拟议了开办办法八条。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这篇文章的看法则更进了一步，他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与晚清海权思想》）。
1907年的那个夏天，在练兵处忙碌的姚锡光肯定无数次地想起马汉。在他的海军复兴规划中，有一个空前的建议，便是设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管理、驾驶，而是研究军事学术。“海军研究所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
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
两年后，肃亲王善耆依照姚锡光海军发展规划，提出规划海军教育、统编舰艇、开办军港、整顿厂坞，这年夏天，南北洋舰队归为统一，分巡洋、长江两舰队，萨镇冰任海军提督。多年来争论不休的统一调度问题终于解决了。1911年初，朝廷开始对海军军官授衔，此后，海军大臣载洵和美国贝里咸钢铁公司订立了借款造船合同，总额为2500万两白银，藉此发展中国海军……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来的太迟了，在蹉跎了太多机遇之后，历史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从海防到海权、从理论到实践，中国人的海洋意识的成长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如影相随，最终都步入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