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抵御北方蛮族劫掠的想法，深深影响着民族性格。个体无限依赖于整个族群，这种凝聚力的另一面则是无限挤压人民，推向一个权力核心。有上千年的历史作时间坐标，朝代的兴替，兴衰的往复，似乎像四季的更替一般平常。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听天由命的个体无力感。
“各部落以及各个时期的游牧民族不断征服中国，爬上皇帝的宝座，像统治自己领地一样几百年几百年地统治这个国家。历史的命运虽然奇怪，但却无可置疑……”1907年来到中国的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感叹，“即使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内部生活始终遵循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容忍了侵略者政权，就像俘虏忍受匪徒的统治一样。感受到宽容姑息的变节者当然会依照统治者的精神行事，但对中国文人内心的坚定信念束手无策。中国人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为灾难，即使他本人不能获得解脱，其后代也一定能达到目的。”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传统的农耕社会和贸易上的朝贡体系，曾经稳定了对外关系，尽可能避免了军事冲突。清代自康、雍、乾三朝，东征西讨，周边地区皆被征服，除日本外的东亚诸国也纷纷入贡。海洋方面，只有郑成功曾占据台澎一度对峙，并未遭遇到强大的挑战。清代的水师，仅仅用来巡防捕盗，维持秩序。直至19世纪，来自西方的陌生人大规模闯入了中国的朝贡贸易圈。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呼啸而来。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此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天朝的统治者们对它却还是茫然无知，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版图以及它的边缘上一些属国以外的世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三载，英国人以区区一万人左右，对阵清朝二十多万的陆军和几万水师，蒸汽机推动的战舰兵锋所及，攻城掠地，沿海各地无力自卫。英国人先进的技术设备震动了清朝的官员们，给皇帝报告中，英国人的火焰船（蒸汽动力船）有如神迹：“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堂堂天朝，为数万里之外的蛮夷所败，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了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林则徐在新疆，魏源在江苏，或书信，或着述，都提及海防的重要性，特别是魏源，不但主张尽快延请美法的工程师和西洋技工主持设立造船厂和制炮局，构建现代水师，还提出鼓励和资助南洋华人，控制南海，作为大清万里海疆的第一道屏障。而这些主张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在每一次受到重创之后，得以少许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