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要着重分析的一点是，许多人认为万历不过是个昏聩无能的皇帝，纵然他并没有上面这些过错罪恶，但当政几十年，也足够把明朝拖入灭亡深渊了。对这种观点怎么看？我觉得还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万历三大征，以及辽东战局，看一下万历究竟是否象某些人说的那么无能？
有许多人大概认为万历之所以能赢得三大征的胜利不过是运气好，侥幸而已，没有什么希奇的，换一个别的皇帝照样能够取得这些战争的胜利。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这么说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去了解一下三大征前后经过，就可以发现，事实可能正好相反，万历的运气不但不好，相反可能很差，几乎每次都是在不利情况下扭转情势的。
并非是万历手下有太多的优良统帅，只要这些人被派去指挥战役，胜利就自然到手。事实是几乎每一征的开始，进行统筹指挥的人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使得战争处于相当不利态势，然后万历根据情况进行及时调整，最后才改变局面，获得胜利。对于有些皇帝来说，有了优良的统帅，也未必能够放手任用，而对万历来说是，即便没有优良的统帅人才，也能通过他自己的调度指挥，尽可能发挥所有人的积极性，最终取得胜利！
⑴ 平定宁夏叛乱
我们先来看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一个平定宁夏?拜叛乱的经过。万历二十年二月，?拜、刘东?、许朝等人在宁夏发动叛乱。一开始 万历皇帝 做出的部署是由三边总督魏学曾作为平叛的总指挥，令御史梅国桢为李如松监军出征宁夏，还有甘肃巡抚叶梦熊以原官提兵协助魏学曾平叛。
然而做出这一平叛部署之后，形势却没有好转。攻城受挫，粮饷被抢，甚至连魏学曾本来都差点被叛乱分子围截抓去。一直拖到六月份，平叛仍毫无进展。此时神宗对魏学曾已经非常不满，但仍相当克制。认为也许是其他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了魏学曾的手脚，以致不能尽情施展,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于是万历在下谕斥责的同时又给予鼓励和支持“魏学曾讨贼数月未平，且容胡虏助逆，漫无经略，多是诸将怠玩，中间又有希功忌能观望的，念系用兵之际，都且不究”，他下令“赐魏学曾尚方宝剑一把，从新申明军令，将帅有不用命的，便于军前斩首示众”[36]。然而这个魏学曾在受到如此督促之后，不但依然拿不出什么办法，一筹莫展，反而提出了招安这种主意，被神宗当即狠狠训斥了一通“这招安事情不得轻信……秋高马肥，事在须臾，若复延迟怠误，罪有所归”[36]
这时神宗已知魏学曾此人不行，加上这时候他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梅国桢是当时思想家李贽的知心好友）报告，了解了魏学曾种种劣迹“军中无旌旗、无金鼓、无号令、无行伍，粮饷断绝，战马饿死过半，弓箭奇缺”[2]p441，于是当即下令派 锦衣卫 逮捕到京师接受审讯，下令提拔叶梦熊以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尚方宝剑，负责平叛总指挥，并再次做出五大部署，其中第一条就是严明军纪，原话是“主帅军令不严，何以督率军士！梅国桢既具疏前来，可即马上传与叶梦熊知，着他申明前旨：总副官及三品以上，有抗违妒功的便指名参来重治；其三品以下的，以军法从事”[37]。
这一系列措施可谓雷厉风行，刚决果断，毫不拖泥带水！当时的 兵部尚书 石星，还试图支吾反对，认为不能临阵更换督臣，希望神宗收回命令，结果被神宗驳斥的体无完肤，神宗批复说“宁夏讨贼无功，皆因主帅军令不肃。叶梦熊既受新命，军中事宜受他节制，听他便宜行事，诸将不用命的，就以军法处斩”[38]
就这样，在 万历皇帝 的斩钉截铁的调整部署之下，明军迅速从不利形势中摆脱出来，文武协力，将帅齐心，兵士用命，马上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从八月份作出调整部署，九月初就发动总攻，到九月十七日日叛乱祸首?拜就被逼自焚，首级被斩，其他叛乱分子也都被杀的被杀，被活捉的活捉，九月十八日叛乱就已经被彻底平定。
平定这次叛乱使得“沿边蒙古各部慑于威势，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敢轻易入塞骚扰”[2]p
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二场就是有名的抗日援朝战争，也是三大征中，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时 丰臣秀吉 刚刚结束了日本的 战国时代 ，统一了全国，日本的军队武装也达到了顶峰。然而 丰臣秀吉 的野心却并非仅仅满足于统一日本，而是梦想侵占整个东亚。在1592年的时候， 丰臣秀吉 的一封信里就提到“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的梦想”[2]p446，事实上在一年前，他的一份文书中就已经说“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39]，到了朝鲜京城汉城被日军攻占以后，丰臣秀吉更是为征服明朝列出了详细的时间表，甚至连侵占中国以后的计划都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一共列出了二十五条“大陆经略计划”，其中有“把天皇移行至北京（第十八条），日本本部的天皇则由皇子或皇帝出任。丰臣秀吉自己则移驻日明贸易要港――宁波”[2]p447。所以日本侵略朝鲜，当时不过是作为侵占中国的一个跳板，而并非目的本身
如果丰臣秀吉的计划得以圆满实现，那么估计现在的屏幕上到处飞舞的就不是辫子戏了，而是倭人发髻，至于什么《天皇秘史》，《秀吉大帝》，《大日风云》（假设“日”是日本侵占中国后的朝代名称）之类的电视剧估计是不会缺少的。专家学者们估计也早有大篇论文论证，大和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成员，大和民族统一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及明朝如何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日本统一中国正是顺应天意民心，中国幸亏被日本统一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领土， 明朝皇帝 是如何昏庸腐败，日本天皇是何等励精图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论调都是可以想见的。
不过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让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当日军侵占平壤以后，明神宗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报告，当即下令兵部“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樊树志说“尽管有一些传闻，神宗还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东征御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决定”。[2]p449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次依然是开局不利！首先兵部依然是企图搪塞敷衍了事，“只派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前往平壤”，结果兵败阵亡，“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渡鸭绿江增援，又遭挫败，仅祖承训只身逃回”[2]p449。
随后主持抗倭援朝事宜的经略宋应昌， 兵部尚书 石星等人都是怯敌懦弱，胆小怕事，昏庸无能之辈。宋应昌，才刚上任就想辞职。 兵部尚书 石星更是懦弱无能，一心想求和招抚，结果两人被神宗狠狠痛斥了一顿。“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日择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40]
石星推荐到军前担任游击将军的沈惟敬也是一个无赖出身，行同汉奸，唯一的长处就是精通日语。此人到了朝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与日军接触求和。
幸而神宗这时也任命了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东征前往朝鲜战场。李如松到达朝鲜后，正月初八日，即与当时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展开激战，结果日军大败，“半夜，小西行长提兵渡过大同江，退保龙山”，随后明军“乘胜追击，一气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到了四月十八日“日军放弃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收复”[2]p453
日军和明军在朝鲜的第一次交锋，以日军失败告终，随后两国开展谈判。 万历皇帝 致信给朝鲜国王，要他以后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励精图治，不要再玩忽懈怠。同时表示明军从朝鲜撤出，自己无意于朝鲜的一寸土地，朝鲜以后也应该自强，不能总是指望明政府救援“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火，行复自及。猝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41]
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42]。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神宗不幸言中。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明军挫败，早就恼羞成怒，又岂肯善罢甘休。尽管表面上撤出朝鲜，并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册封，甚至对神宗皇帝册封诰命中的“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的话内心恼怒，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日本书中说丰臣秀吉当时就撕裂册书，不过是骗人的），第二天还“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2]p460。但实际上早就在积蓄力量，酝酿再一次对朝鲜大举进攻。
而当时经办与日本谈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瞒蒙混，竭力对万历皇帝掩盖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妄图侥幸无事。
结果到了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就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这次来势更加汹汹，准备更加充足。神宗得讯后，知道使臣和兵部没有把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动向报告朝廷，一心求和，竭力欺瞒。当即大怒，马上果断下令，革去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职务，令邢?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抗倭援朝。同时下谕旨声明石星罪状“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议罪来说”[43]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二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最多时才四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都是万历二十六年的事，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日军明显占据优势地位”[2]p463
所以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形势开始逆转，日军逐渐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44]
日军遭此惨败之后，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二十三日又攻取蔚山，最后把日军将领清正率领的军队围困在岛山，眼看饥渴欲死，清正也到了要拔剑自杀的地步，但这时候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解了清正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反而使明军遭受了损失。可笑的是满清编写的《明史》，借此大做文章，肆意渲染夸张，结果把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总体性的胜利完全淡化，把胜利中一场小失败，无边夸大，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晚明史》中转引李光涛的考证，指出满清编写的《明史》在叙述这一事件中的几处重大别有用心的讹误。[45]
首先，满清编写者说“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而实际上“所谓倾海内之力过于夸张，不过是‘分四万人为三三协而已’，而当时明和朝兵力合计有十四万二千余。所谓的 ‘合朝鲜通国之众’也显然夸张，当时所调朝鲜各道之兵，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人”
其次，满清编写者说“诸营上军籍，死亡殆二万”云云，占了当时参战兵力的一半，然而“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此役之后，明军大势依然，二万之死亡云云当系虚说”。朝鲜的《宣祖实录》和满清编写者的记述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事实的真相，相信是任何人都能做出的判断。满清的编写者显然是硬把大捷指为大败。
再次，满清编写者给日军当时失败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虏”，而实际上“查《宣祖实录》，当时蔚山一带只下雨并未下雪”，所谓的“风雪裂虏”，显然是臆测之词。而且日本许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军中有不少是从浙江等南方调去的士兵，要说耐寒能力，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那日军显然也在明军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么优势，那优势也在日军一方。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风雪，这风雪大概也不会向定向 导弹 一样，只去裂虏，不去裂明军吧？用这种借口为日军失败寻找理由，竭力贬低丑化明军成就，真是可笑到极点！
事实上，即便是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场战役，真正限于艰苦境地的是日本方面，“三田村泰助的《明帝国和倭寇》指出：明援军……大举进攻加藤清正据守的蔚山，清正率军恶战苦斗，直到次年毛利秀元的援军赶到，才击退明军。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鲜期间最艰苦的战斗”[46]
事实上仗打到这个地步，被明军教训的头破血流之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已经普遍陷于绝望境地。想要占领朝鲜固然已经是不可能，至于侵占万历统治下的明朝中国，则显然更属痴人做梦。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方面，仍旧想要把仗打下去的，大概也就只有丰臣秀吉一人。但即便是丰臣秀吉也明白，这个仗越是打下去，对日本就越是不利，胜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到不可捉摸的地步。在巨大压力面前，在气急交加之下，丰臣秀吉终于一命呜呼。丰臣秀吉一死，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在朝日军更是急着要回家了，没有人再想继续留在朝鲜和明军交战，更没有哪个日军将领认为还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和可能。一开始他们还半遮半掩的试图和明朝政府讨价还价，有条件撤出朝鲜，但结果在明朝联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之下，就只能撤掉遮羞布，什么条件都不要了，演变成一路大溃败， 大逃亡 ，日军死伤无数，在明朝联军的有力追击之下，朝鲜几乎成了日军的地狱，哭爹喊娘之下，能够逃出生天，回到日本就已经是大幸了。
可笑的是满清的御用文人走狗为了丑化明朝，把这场抗日援朝的胜利归因于丰臣秀吉的死，实在是荒谬无耻已极！事实是当时的在朝日军本已经在接连失败的打击之下处于崩溃边缘，已无战心斗志，日军在朝鲜的失败本身就让丰臣秀吉急火攻心，气恼郁闷交加，成为送他去见阎王的一道催命符。而丰臣秀吉的死不过是加速了日军崩溃的到来而已，对整个战局的改变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这才事情的真实面目。
所以樊树志针对《明史.日本传》中的这一段话“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评论说“这种说法与史实有很大出入！”[2]p466-467
岂止是有很大出入，完全是彻底歪曲真相！后来日本和满清发生 甲午战争 ，满清惨败，满清的走狗更是用《明史》中这段歪曲真相的记述，来为满清遮羞！
实际上，自从这次万历年间，日本侵朝被明军打的惨败，此后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日本只敢龟缩本土，再不敢侵犯朝鲜和中国半步，可见这次惨败对他们的教训是何等巨大，造成的记忆是何等深刻！也更可见这场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这决不是满清的几个皇帝和御用文人走狗所能够贬低丑化得了的！
⑶ 平定播州叛乱
至于万历三大征中第三征,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则更显顺利,从万历二十八年初,政府正式派兵征伐,到当年六月,叛乱就已经平定!这和神宗反应迅速,调度指挥得力也是分不开的。一开始的时候，杨应龙“以八万兵力分头进犯南川、江津，攻陷綦江。重庆守臣惊恐，……厚加贿赂，以遏其攻势”[2]p471
神宗接到报告后，非常愤怒，当即“下旨追夺前四川巡抚谭希思、贵州巡抚江东之官职：‘谭希思虽准听调，尚在地方，何得怠玩军情，致贻大患。江东之贪功浪战，损威辱国，都着革了职为民当差，用不叙用’”这是对一些的人的责罚。
接着他果断提拔李化龙，“赐李化龙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然后又给兵部下了道谕旨“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忧。着该总督率属厉兵，相机防剿。陕西、甘肃、延绥、浙江等兵俱难如议调，刻期赴援。刘?素称忠勇，你部里马上再行催他奋身报国，”[2]p471
正是在万历如此雷厉风行的升罚任免，迅速得宜的调动部署之下，杨应龙的叛乱才能迅速平定。
至于这次平定叛乱的意义，正如樊树志所说“播州从唐朝乾符年间由杨氏世袭统治，绵延达八百余年，到杨应龙及其儿子死亡告终结。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明朝在此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毫无疑问，播州土司杨氏势力的消灭，……对于这一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大进步。” 当时人的评论就称赞说“逆酋授首，辟要荒为郡邑，遂为西南一大奇捷”[2]p474
万历三大征都是最终以明朝取得胜利而告终，接下来有必要再看看在明朝失败的辽东战局中，明神宗的表现究竟如何。这应该说比以上对三大征的分析更有意义。
万历四十六年，奴儿哈吃起兵反明攻占抚顺，神宗接到报告后反应还是相当迅速的，他马上就向兵部指示“狡虏计陷边城，一切放剿事宜行该地方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发应援，该部便酌议其奏”[47]。但正如樊树志所说，当时担任代理兵部尚书，“身为 军事 主管首长的薛三才对此次辽东战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仅仅把它看成先前常有的一般*”，所以找出种种借口推脱搪塞，反倒是万历皇帝，比薛三才这些文官要敏感得多，“意识到辽东事态的严重性，下旨要九卿科道研究‘大举进剿’事宜”。[48]
紧接着明神宗又作出一系列的部署调动，起用杜松驻守山海关，批准河南道御史熊化的方案，并且补充了五点自己的意见。此外“为了部署辽东的战略反功，……在命令蓟辽总督汪可受出关调度，杜松出任山海关总兵的同时，又命令熟悉辽事的兵部右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兼巡抚，把懦弱无能的驯服李维翰革职听勘，还要都察院速差有魄力的御史代替杨一桂出任辽东巡按”。他赐给杨镐尚方宝剑，“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先斩后奏，企图以此激励各总兵立即出关迎敌，摆开决战的架势”[2]p765-766
对于神宗一开始重用杨镐，现在当然遭受了历史学家严厉的指责和非议。尤其是最终的事实表明杨镐的指挥混乱失误是导致 萨尔浒之战 失败的罪魁祸首。但在当时，我认为对于神宗起用杨镐这一点是并没有可以过多指责的地方。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神宗皇帝并非是神仙，不经过实际检验，他是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具体能力究竟如何的？之所以起用杨镐，在当时情况下，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首先正如上面引文中所说，杨镐熟悉辽事，这一点是他的优势，其次杨镐有实际的战争经验，他亲自经历了规模巨大的抗倭援朝，尽管最后遭受了一些小失败，但毕竟最终的结果是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失败有时候比胜利更能锻炼人，因为按照常理推断，有对辽事熟悉，有着实际战争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杨镐应该是比其他官员更为合适的人选。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表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杨镐不是有没有经验的问题，而是根本上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但我们用事后 诸葛亮 的态度去苛责神宗用错了人，也并不合理。那种认为皇帝或统帅应该神机妙算，应该用哪个人，不应该用哪个人，半点没有错误，不过是 小说 看多了的后果。事实上即便是被人神化的 诸葛亮 都有用错人的时候，否则也不会有街亭之败。
关键不是犯了错误，而是能否迅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及时扭转因为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事实证明万历皇帝确实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其实万历三大征中前两场的征中，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平庸无能，都是万历皇帝及时发现，作出调整，最终取得了胜利。种种迹象表面，这一次万历皇帝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萨尔浒之战 的失败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事实上明军在 萨尔浒之战 中，所谓四路人马，号称四十七万，而真正的总兵力才十万左右，战役失败之后的损失是“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马匹二万八千”[2]p767。我们不妨把这个失败和明成祖时期的一场失败对照一下，永乐七年，明成祖派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征蒙古，结果同年，邱福率领的这十万大军在蒙古全军覆没，邱福、王聪、霍亲、王忠、李远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这样的失败比起萨尔浒之战来如何？显然远远大于萨尔浒之败。但对于明朝当时依然保持对蒙古的决定性战略优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通过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明朝政府能够及时调整战略，选拔合格将帅，那么战胜奴儿哈赤依然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事实上，明神宗正是这么做的！
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神宗马上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将他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同时下令“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2]p767，来对付辽东局势。
可以看到，在这里，辽东的战局已经回到了以前万历三大征获得胜利的轨道。一开始起用的负责人员昏庸无能，初战不利，通过开始阶段的考察，万历果断撤换昏聩无能者，并迅速起用提拔真正有才干的人，给予他真正的信任，然后上下协力，最终取得胜利。而且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万历用人的原则是我既然使用了你，就信用了，给予你最大的权力和支持，不管别人议论，都会给你施展才干。但如果你在得到这样的任用之后，仍旧不能打开局面，仍旧是失败，那么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并且重申对你的信任，但如果再给了你这次机会之后，你还是失败，那就不客气了，马上换人。对平定宁夏征战中的魏学曾是这样，对待抗倭援朝中兵部尚书石星是这样，对待杨镐，万历同样是这样。这样的做法，初看起来似乎很费劲，很麻烦，但实际上却是最合理的。一方面，给每个人都以最大的机会，不至于因为一次的失误，一次的失败就把人一棍子打死，把有用的人才废弃不用，同时也给每个人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提高改进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能不至于让昏庸无能的人总是占据领导位置，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就能做到让庸者下，能者上。这种用人策略，从短期看，或许成本很大，但从长期看，却是最合理最优的用人方针。
事实上从万历果断起用熊廷弼之后，辽东局势正朝着以前万历三大征获得胜利的那个方向发展，局面迅速开始好转。
熊廷弼的一切方针政策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两人堪称 军事 战略上的知己之交。比如熊廷弼认为收复开原为保卫辽东的当务之急，神宗马上就下旨“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各项，着各衙门火速处办，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还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
熊廷弼出关以后，马上就大刀阔斧的进行整顿，“劝逃亡者回归，斩逃将以祭死节将士，杀贪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替。同时监督军士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作好长期守御的打算”。接着他向神宗皇帝上疏，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当住后金的进攻势头，主张‘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2]p768.
这一战略方针，得到神宗的激切赞赏，他马上批复熊廷弼说“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49]
熊廷弼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仅仅一年，就使辽东形势改观，“辽阳颓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纷纷回归，……原先奉集、沈阳两座空城，俨然成为重镇”。
其实即便从《明史》熊廷弼传的记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万历对熊廷弼的支持。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50]
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支持从来没有半点动摇过。熊廷弼此人脾气刚硬耿直，喜欢漫骂，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大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得熊廷弼辞职。万历和言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情。针对这种情形，他毫不含糊地下谕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51]。
万历皇帝一个“深切依赖”就把他对熊廷弼的赏识和信任表露无遗，以皇帝之尊而公开向众人表示对一个臣下“深切依赖”，这是不多见的。这句话从皇帝嘴巴里本身就非同寻常，带有的已经不是皇帝对下臣表示恩惠的意味，而更类似朋友之间表达的信任和支持。
至于“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这就更不象一个皇帝居高临下对臣僚说的话，倒更象是对自己知己朋友语重心长的劝导。
最后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的经验之谈。他是知道这些动辄摆出正气凛然模样的文官嘴巴里发出的所谓人言是怎么一回事情，当年既然他们可以肆无忌惮捕风捉影的污蔑自己是所谓酒色财气，那么现在他们污蔑熊廷弼的所谓人言里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自然可想而知。正因为自己有了几十年的切身经验，所以他才语重心长的告诉熊廷弼“毋为人言所阻”。
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朝廷里，头脑最清新，对事态的认识最明白，对熊廷弼最理解的人并非是那些满嘴漂亮话大道理的文官大臣，而正是被许多人丑化的不成样子的万历皇帝。
万历对熊廷弼的信任可以说到了推心置腹，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到了他临死前，身患重病，难以支撑的时候，他依然“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52].
我可以说神宗和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单单是君臣关系，可说得上肝胆相见的知己！神宗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熊廷弼，只要他一天不死，熊廷弼就一天也不会被其他那些文官排挤下台。假如神宗寿命能够再长个十年，则熊廷弼一定能够不负他的重托，彻底解决辽东问题！万历三大征也将以万历四大征流传后世。
然而遗憾的是，万历皇帝已经油尽灯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告别了他这个治理了将近四十年的国家，告别了他与之苦斗了一生的文官集团，也告别了他在生命的终点临死前还在鼎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
几乎是在万历皇帝一死的当下，那些早就对熊廷弼不满的言官文臣就立刻磨刀霍霍，自以为扫荡万历弊症，施展他们才华抱负的时刻已经到来。神宗大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当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扫除不可的。于是仅仅在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按明史的记载，这些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还有“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50]
结果仅仅是在万历死后没有多久的泰昌元年十月（这个时期是所谓的“正人盈朝”的时期），袁应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袁应泰此人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应该说还算称职，个人品德也还过硬，但在 军事 上，则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结果仅到了第二年，就让满清攻占沈阳，他本人也身死。再以后，虽然再次起用熊廷弼，文官集团对熊廷弼却还是不放心，又用一个王化贞牵掣干扰，最后直到把熊廷弼作为王化贞的替罪羊斩首才算满意。
这样的事情，在万历时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如果说谁还能对那些如狼似虎的文官集团有办法，那恐怕也就是万历皇帝罢了。万历皇帝对付这些文官知道来硬的是行不通，使用太极推手，以柔克刚。万历皇帝一死，则无人能对付他们了，最后只是让文官借了魏忠贤这个由头彼此内斗，狗咬狗，黑吃黑，最后弄成个两败俱伤！后来崇祯皇帝试图用硬的对付文官集团，结果还是被文官集团操纵愚弄，这就是崇祯和他祖父之间的差距了。
六、 结论
从以上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出，万历皇帝远非如同一些人丑化的那样荒淫无度，偷懒怠惰昏以及昏聩无能，相反，他的个人品格在众多皇帝可算得上相当出色，而且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头脑相当清醒，判断相当准确，处事相当果断英明的一个皇帝。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他出色的用人调度能力是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并非是某些 小说 或神话里的那种天才，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贤能栋梁之才，哪个是无能昏庸之辈。但是却是一个能够最有效的利用实践而不是用那些浮言空论来检验人才的皇帝。所以万历时期的每次征战，他最后总能选拔出真正合适的有能力的人担任平定叛乱的负责统帅，一旦任命，就放手信任支持，决不横生枝接，外加牵掣。可以说如果奴尔哈痴的叛乱早进行十年，大概他的和他的子孙的下场也只有被明军活捉或者斩首的份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万历已经能够解决导致明朝灭亡的问题（明朝的灭亡关键并不在于奴尔哈痴和他的那帮专业抢劫杀人团伙），但至少说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因于万历的说法不过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