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威胁了唐家王朝的“龙舟”？
古城闲人
电视连续剧《 贞观长歌 》，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始终以隋朝为鉴、心中只有百姓疾苦的好皇帝；但每每从剧中看到 李世民 的“水”、“舟”高论时，笔者非常期待武才人的出场：看看才华横溢的编导们如何在剧中表现处理武才人。窃以为，无论从 李世民 个人的生活，还是大唐王朝的历史，武才人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让笔者遗憾的是，在《 贞观长歌 》这部电视剧中，自始至终武才人都未出现；只是片子的结尾以旁白的方式，简要介绍了 唐高宗 继位之后，继续励精图治，继 贞观之治 之后又开创了一个“永徽之治”，进一步验证了 唐太宗 选择李治为太子的明治之举。
无论 李世民 如何仁慈、开明，其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作为帝王，其首先所要考虑的是李家王朝“龙舟”的安危，如何将传之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至少在这一点上， 唐太宗 与因残忍、暴戾而为正统儒家学者所诟病的 秦始皇 并无二至。只不过是，与 秦始皇 所不同之处在于： 唐太宗 反复强调只有让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取得百姓的拥戴，才能够避免百姓之“水”危及到李家王朝的“龙舟”。同样地，唐 太宗 之所以成为儒家学者眼中的“明君”、“圣君”，除其文治武功之外，更多地还因为强调唐 太宗 听从了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谏言：这既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肯定与发挥，又是对“民本”思想的具体化。
虽然李世民采纳了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谏言，相对于封建时期的其他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也能够较多地关注百姓生活的稳定与幸福；但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威胁到了李家王朝“龙舟”呢？
这就是笔者急于想知道《 贞观长歌 》编导们如何处理武才人这个角色的原因所在了。非常有趣的是，凭借着自己“偏能惑主”的狐媚和狡黠，武媚娘的身份与经历本身就非常具有戏剧化：先是，作为唐太宗的“才人”（傧仪的一种），却又与唐太宗之子李治有染，这个让电视剧的编导们极为赞誉的、创造了“永徽之治”的李治，却着实让贵为君、父的李世民戴了一顶“绿帽子”；在 老子 死后，她又名正言顺地降了一辈，成为了李世民的儿媳―― 唐高宗 的昭仪(也是妃傧的一种)；接着，又从高宗的嫔妃升级为皇后；当高宗驾崩后，又当然地升为了皇太后。如果说，仅仅是在高宗时擅权，或者在高宗死后以皇太后身份临朝专制的话，至少这种现象在形式上并没有影响到李家王朝之“龙舟”的安危。这是因为：如同汉朝的吕太后也曾专权，吕氏家族因此而飞黄腾达、把持朝政，迫害、排挤刘氏子孙，但这时的“龙舟”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汉家王朝、属于“刘”氏的天下。
但是，高宗死后的武太后（原来太宗的武才人）比汉朝的吕太后志向更为远大、更敢于为天下之先，并不满足于象吕太后那样享有事实上皇帝的权力；在公元790年，自己直接做了皇帝！不仅如此，连国号也由“唐”改为“周”：在 武则天 称帝的十余年间，李家“大唐”之“龙舟”已经被 武则天 颠覆为武家的“大周”之“龙舟”了；只不过是，在公元705年， 武则天 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 张易之 、张昌宗等，拥立 唐中宗 李显即位，又复辟了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又将武家的“龙舟”颠覆成了李家的“龙舟”而已。
事实上，无论是武则天将李家的“龙舟”颠覆成武家的“龙舟”，还是再将武家的“龙舟”再颠覆回李家的“龙舟”，要么是凭借的是武则天超人的的狐媚与狡黠；要么凭借的是权臣们对李家王朝的赤胆忠心，或者或多或少还包含着在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称帝的偏见与不容。
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在“龙舟”反复颠覆的过程之中，与唐太宗从“隋鉴”中得出的“水”“舟”理论没有任何的关系；恰恰相反：虽然武则天系 中国历史 上唯一称制的 女皇帝 ，但却是比较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其执政期间，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作为“水”的百姓基本上仍然能够安居乐业，过着相对稳定、幸福的生活。由是观之，导致李家“龙舟”反复颠覆、对李家“龙舟”构成直接威胁的根本原因并不如同唐太宗所说的“水”，而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倾轧与权术的斗争。
诚然，由于 隋炀帝 的荒淫无度、对百姓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最终颠覆了杨家的“龙舟”被百姓之“水”所颠覆；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那仅仅是一种在百姓无法生存、以百姓追求生存权而行使“天伐”的一种特例。而更多的时候，导致“龙舟”安危的往往系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倾轧与权术的斗争，往往与“水”并无必然的联系；与此相对应地是：在事实上，统治者往往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如何防止大权旁落、如何防止权臣纂权等“驭人”之术上，与百姓的幸福生活并无太大的联系。我们仅仅将百姓的幸福寄希望于统治者“水”“舟”理论，无疑于画饼充饥。因此，笔者认为，在缺少百姓对政治的参与、缺少百姓政治参与权利和经济权利缺少制度性保障的封建社会之中，唐太宗的“水”“舟”论犹如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理论一样，除了在理论上将百姓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给百姓以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