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的兴起与佛教的传入
道教肇始的时间，史籍一般大都以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沛人张道陵在蜀鹄鸣山造作道书、兴五斗米道以为标志。其实，这也未必可以为定论。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道教的前身——方仙道，早在战国时期便已活跃于燕齐滨海一带。《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又载：“自齐、宣之时，驺子之徒论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尔后秦始皇、汉武帝均宠信方术士，秦皇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汉武帝遣方士入海求仙，又祠灶、候神、采芝药。《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当时方仙道之甚器尘上说：“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捥而自方有禁方，能神仙矣。”至西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方士齐人甘忠可将神仙信仰与谶纬相结合，造作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据《汉书·李寻传》记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大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所谓“赤精子”，即神仙家崇拜的仙人宁封子，所谓赤精子“下教”之道，即方士们所鼓吹的可以使国家致太平的“太平之道”。后甘忠可及其门徒夏贺良终因“语涉朝政”及“执左道，乱朝政”而招致伏诛，其在野信徒转入民间隐密传布。至汉顺帝时，方士于吉出神书《太平青领领书》。《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即后世简称之《太平经》。将《汉书·李寻传》中所载甘忠可倡导的“赤精子”之道的内容与《太平经》宣扬的“太平”之道相比较，其基本义理是一致的。故可以推知甘忠可的“赤精子”之道与于吉的“太平”之道是一脉相下来的。与出神书百七十卷的于吉同时的沛人张道陵，其五斗米道亦奉持有《太平洞极经》百四十四卷（据孟安排《道教义枢·七部义》及《云笈七签》卷六）。于吉与张陵实为同道。综上所述，西汉成帝时的齐人甘忠可，才真是道教的创始者，原始道教的首要经典便是《太平青领书》。在汉明帝时（公元58至75年）楚王英已经“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见《后汉书·楚王英传》）。汉西式帝时（公元146—167），桓帝巳“亲祠老子于濯老”（见《后汉书·祭祀志》）。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便已遍布于大江南北。从西汉成帝至东汉末献帝（公元前32—公元220年），这是道教的初兴时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异说纷纭。《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又载：“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这就是说，佛教是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汉武帝时班勇只是知道身毒奉浮屠。《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所，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图经》。”这是说汉哀帝时景卢从大月氏王使伊存那里听受了《浮屠经》，景卢是接受佛教经典的第一人。《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馀，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这是说汉武帝时已烧香礼拜大神“金人”，听说有浮屠之教。《释老志》接着又补充三国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关佛教传入中土的记载，说：“哀帝元寿元所，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这便肯定了佛教在中土传播是始于汉明帝时。尔后史载楚王刘英“尚-屠之仁祠”，汉桓帝“祀浮屠”，渐次转盛。据上述史料，从西汉哀帝时秦景宪听受《浮屠经》，到汉明帝时天竺沙门入中土传教，是公元前二年至公元65年。佛教初传的时间与道教初兴的时间大致同步，而道教的原始道派“赤精子”之道（原始太平道）的传播略早于佛教之初入中土，道教的五斗米道、太平道之盛行期则与佛教渐次在中土流通同时。
道教的初兴与佛教的初入，一开始便迥然有别，道教基本上属于民间宗教，而佛教初入便是多在贵族（如刘英、刘志）与士大夫阶层传播的官方宗教；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是外来宗教。
历代研究道、佛历史的学者，大多以为道教的形成是由佛教传入的启示、刺激，甚至认为是模仿、抄袭佛教的产物。我对这样的论断，有一点疑议。第一，时间前后不可倒置：明明原始道教已传播于西汉，有经典（《包元太平经》），有教团组织（奉行赤精子之道，领袖为甘忠可、夏贺良、李寻等），何得而模仿尚未传入中土之佛教？案道教创教人前后有三，即甘忠可、于吉、张陵、因甘忠可、于吉为统治者所诛灭，而五斗米道张鲁归顺曹魏，得到统治者承认，故后世道教以张氏为创教者。而事实中甘忠可、于吉（纂集《太平青领书》的于吉）更早于张陵。第二，本末不可倒置：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崇拜，其义理融吸了古代道家、墨家、儒家、阴阳五行家中的神秘主义思想因素，这是它教义结构的基础。即使尔后对佛教义理有所吸取，但道教始终未改变它以神仙崇拜为核心的特征。本与末，主与次，不能倒置。第三，内因与外因不可倒置。道教的产生，决定因素在于中土苦难的社会，一是人民生活苦难，二是中土宗教意识的发展。佛教的初传，对道教的形成，似未见起过作用。即使传入后对道教的发展有影响，也是十分微小的。因汉代佛教初入，译经少，信徒亦少，对社会影响不大，当时它远不如道教声势之大，何得而对道教发生巨大的、决定的影响呢？
道教之产生，与佛教之传入无关系；汉代初入中土的佛教，对道教的发展，其影响亦微而不著。这是笔者对道教与佛教关系的第一点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