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个名字，已经是那么的著名，甚至在中学生的历史课上，教师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往往都会提到，称他是一位遭敌人暗杀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卫和波德里两位画家表现他被刺杀的绘画可以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马拉之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作者：余凤高，原题：《“马拉之死”与“刺杀马拉”》
一个名字，已经是那么的著名，甚至在中学生的历史课上，教师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往往都会提到，称他是一位遭敌人暗杀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卫和波德里两位画家表现他被刺杀的绘画可以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让－保罗·马拉（Jean-PaulMarat，1743-1793）生于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Boudry，Neuchatel）。成年后的十年间外出寻求机会，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情况，可能包括波尔多、巴黎和伦敦。完成学业后，他广泛游历欧洲新教地区，最后在伦敦开设了一家诊所。1775年，大概是一篇有关慢性淋病的文章，让他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
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在这里，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comted'Artois）私人卫队的医生。
作为贵族中的一名宫廷医生，这时的马拉用他丰厚的收入在他情妇的家里建起一个实验室，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的科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赞同，尤其使院士们感到吃惊的是他的轻率的反牛顿物理学的观点。这让大卫感到非常不快。而更使他恼怒的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计划》（Plandelégislationcriminelle）一书，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遭到当局查禁。《不列颠百科全书》相信：“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而更重要的是他（提交了成果却）未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遭受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
法国革命爆发后，马拉立刻从医生和科学家的身份转向于政治。他先是出版了一本题为《献给祖国》（Offrandeàlapatrie）的小册子，稍后在1789年6月出版了一本此书的补充读物，宣称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不顾人民的死活，还对那些建议把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为法国的榜样的人进行了抨击。
1789年9月，马拉开始出版一份报纸，最初名《爱国导报》（Moniteurpatriote），四天后改为《巴黎政治家报》（Publicisteparisien），最后定名《人民之友报》（L’Amidupeuple）。从“人民之友”的立场出发，他怀疑，既然革命是有它的敌人的，那么，一切有权力的人，就都是“人民之敌”，而为使革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他利用他创办的这份报纸，报道了许多莫须有的事，来激发读者对他们的仇恨。1792年9月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作为巴黎的代表、赢得了一个议席之后，马拉在各种场合的言论，例如在雅各宾派的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鼓动巴黎普通市民的阶级感情，影响很大。他尤其鼓吹独裁政治，用暴力完成革命，实行大屠杀，特别主张应事先对贵族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他说，他们正在阴谋策划毁灭革命。他在1790年6月这样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他严厉抨击说：“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郑福熙译）
有意思的是，马拉的外貌也和他的心灵一样丑。历史学家描述他“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dermatitisherpetiformis）的皮肤病，特别是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皮肤瘙痒难忍，还起水疱，唯一能够使他缓解的是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只能在浴盆里临时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处理事务，记下他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然后迅速审讯，判刑，往往是不加审判便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马拉的这种暴戾行为激起夏洛特·科黛的极度痛恨。
夏洛特·科黛（CharlotteCorday，1768-1793）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Saint-Saturnin-des-Ligneries）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小时，母亲和姐姐相继去世，父亲只好怀着极大的悲痛，把她和她妹妹送往诺曼底她姑母所在的卡尔瓦多大区的冈城（Caen，Calvados），进了冈城隐修院（CaenAbbaye-aux-Dames）。科黛就在隐修院的图书馆里，第一次接触到普鲁塔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完成自我教育。1791年之后，科黛就和姑母一起生活，不但是姑母亲密的伴侣，还是她产业的唯一继承人。
科黛一直对激进的雅各宾派非常反感，而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1793年5-6月，吉伦特派被排除后，冈城成为反对国民公会“联盟派”的活动中心。由于受吉伦特派，尤其是吉伦特派的逃亡者夏尔·巴巴卢（CharlesJeanMarieBarbaroux，1767-1794）的影响很深，因而自愿去为吉伦特派的事业工作。
科黛不是保皇党，她憎恨马拉是因为，她认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SeptemberMassacres），总计约一千二百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马拉应负主要责任，还有另外几次事变的发生，马拉也是元凶。她还认为，马拉所鼓吹的处决路易十六国王是不必要的，她甚至相信，所有威胁共和国的伟大美德的焦点就都在马拉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应该被处死。
1793年7月9日，二十五岁的夏洛特·科黛离开姑母家，带一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乘公共马车来到巴黎，在“天意旅馆”（HoteldeProvidence）的一个房间住下来。她带了一把刀刃长六英寸的大菜刀，并写好一份《致法律和和平之友的法国人书》（AdresseauxFrancaisamisdesloisetdelapaix），说明她将要付诸的行动，即杀死马拉的动机。她先到了国民议会，来实现她的计划，发现马拉已经不在会议大厅了。她于7月13日午前来到马拉的家，说是要告诉他有关吉伦特派要在冈城暴动的情况，就回去了。当天傍晚她又去了。马拉允许她进他室内，当时马拉正在浴盆里沐浴。于是，科黛向他口述所谓计划暴动的吉伦特派人士的名字。就在马拉一一记下这些名字，并称这些人将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科黛从她的披巾下掏出那把菜刀，砍向他的胸部，刺穿他的肺、动脉和左静脉。马拉喊了一句：“救救我，我亲爱的朋友！”（Aidez，machèreamie！），就死了。
夏洛特·科黛没有逃跑，于是当场被捕。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声称杀马拉是她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她的无所畏惧的答辩有这样几句：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
“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核心提示：一个名字，已经是那么的著名，甚至在中学生的历史课上，教师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往往都会提到，称他是一位遭敌人暗杀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卫和波德里两位画家表现他被刺杀的绘画可以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马拉之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作者：余凤高，原题：《“马拉之死”与“刺杀马拉”》
一个名字，已经是那么的著名，甚至在中学生的历史课上，教师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往往都会提到，称他是一位遭敌人暗杀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卫和波德里两位画家表现他被刺杀的绘画可以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让－保罗·马拉（Jean-PaulMarat，1743-1793）生于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Boudry，Neuchatel）。成年后的十年间外出寻求机会，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情况，可能包括波尔多、巴黎和伦敦。完成学业后，他广泛游历欧洲新教地区，最后在伦敦开设了一家诊所。1775年，大概是一篇有关慢性淋病的文章，让他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
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在这里，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comted'Artois）私人卫队的医生。
作为贵族中的一名宫廷医生，这时的马拉用他丰厚的收入在他情妇的家里建起一个实验室，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的科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赞同，尤其使院士们感到吃惊的是他的轻率的反牛顿物理学的观点。这让大卫感到非常不快。而更使他恼怒的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计划》（Plandelégislationcriminelle）一书，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遭到当局查禁。《不列颠百科全书》相信：“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而更重要的是他（提交了成果却）未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遭受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
法国革命爆发后，马拉立刻从医生和科学家的身份转向于政治。他先是出版了一本题为《献给祖国》（Offrandeàlapatrie）的小册子，稍后在1789年6月出版了一本此书的补充读物，宣称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不顾人民的死活，还对那些建议把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为法国的榜样的人进行了抨击。
1789年9月，马拉开始出版一份报纸，最初名《爱国导报》（Moniteurpatriote），四天后改为《巴黎政治家报》（Publicisteparisien），最后定名《人民之友报》（L’Amidupeuple）。从“人民之友”的立场出发，他怀疑，既然革命是有它的敌人的，那么，一切有权力的人，就都是“人民之敌”，而为使革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他利用他创办的这份报纸，报道了许多莫须有的事，来激发读者对他们的仇恨。1792年9月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作为巴黎的代表、赢得了一个议席之后，马拉在各种场合的言论，例如在雅各宾派的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鼓动巴黎普通市民的阶级感情，影响很大。他尤其鼓吹独裁政治，用暴力完成革命，实行大屠杀，特别主张应事先对贵族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他说，他们正在阴谋策划毁灭革命。他在1790年6月这样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他严厉抨击说：“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郑福熙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