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的末句“洛阳”下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可见，杜甫家是地主无疑。若不是战争、饥荒，就靠着田地的租税收入，养家糊口是不会太成问题的。
本文摘自《歌者的悲欢：全面解读唐代诗人》，作者：丁启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唐代跟其他多数封建朝代一样，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之后，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然后得到一官半职，生活就算有了保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某种机缘，皇帝赏识，达官提拔，也可以跻身吃皇粮的队伍。不管什么出身，都有混得好的人，家里财货堆积如山，本人身体肠肥脑满。但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时代再怎么清明，皇恩再怎么浩荡，也总有一些混不上一官半职、吃不上皇粮的人，以至于养家糊口、温饱果腹都发生了困难。唐代多的是诗人，这个落魄的群体中，就有不少是诗人。
当然，这些落魄的诗人，也并非就都一个个地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沦为饿殍，沦为“填沟壑”的路边“冻死骨”。他们还是有一些生存之道的。
祖上遗产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是面向大众的预备公务员选拔考试，它对参试人员是有条件规定的，大致来说是两条：一是“生徒”，即国子监的学生；二是“贡仕”，即通过居住三年以上地区县级以上政府的选拔、推荐。那时候的文化教育，不是面向民众的普及教育，因此，能够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基础的人家的子弟——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破落人家的子弟，真正的底层百姓子弟是不可能取得参试资格的。换句话说，唐代的落魄诗人，他们的家往往不是赤贫之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田地房屋。当然，有一些人在漫长的求学、参试、跑官过程中，把原本就不丰厚的家产消耗殆尽，这情况也是有的。
举杜甫为例。杜甫分别在二十四岁和三十六岁两次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都遭失败；在长安的跑官也很不如意，虽然四十岁的时候通过延恩匦进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受到唐玄宗的赞赏，命令他在集贤院“待制”，等于得了个进士出身，但是，所谓“待制”，其实是“待业”，真正得到一个官职已经到了四十四岁那年的十月，先是封他做远在云南的河西县的县尉，被杜甫拒绝了，接着改封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接受了。这是一个管理兵器甲仗、门禁锁钥的职位，级别是正八品下，自然是没有多少油水的，因此杜甫上任的时候，自嘲说这是为了解决酒钱问题，“耽酒须微禄”（《官定后戏赠》）。但是，就是这微禄的小官也没能做多久，次年六月，安史乱军就攻破了潼关并进驻长安。杜甫听说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马上前去投奔，不料途中被安史乱军捉住，陷身长安，次年四月，才从小路逃至肃宗那里。五月中他得了个左拾遗的官，因为替房琯说话，被肃宗疏远，捱至次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待了整一年之后，杜甫就弃官不做了。
从上边简述可以看出，杜甫到长安之后的十三年里，前后只做了两年半的小官，其余十年多都是漂泊在京城的。这期间杜甫一家的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呢？杜甫自己固然有“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说法，但是，杜家老小的生活还是另有来历的。那就是，“两京犹薄产”（《秋日夔府咏怀》）。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的末句“洛阳”下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可见，杜甫家是地主无疑。若不是战争、饥荒，就靠着田地的租税收入，养家糊口是不会太成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