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近年成了至理名言。不仅衣食住行要钱,办企业要钱,若想运动个肥缺,也难免大把大把地花钱。有投入就巴望着赢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投资的路子也越活泛。
近代以来,广东在经济上一直属于“先富起来”的地区,政治上也不甘落后,先后为国贡献了康有为、孙中山两位政治领袖。康是改良先知,失败后成了保皇党魁首;孙是革命大炮,成功后当了民国大总统。这二位政见不同,但有一点共识:要实现伟大理想--“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们的集资手段也很先知先觉,都走了“海外上市”的路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光绪帝的“衣带诏”相号召,于1899年6月15日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译名为“中国维新会”,开始在华侨中筹款。康有为经营有方,“保皇公司”投资地产酒楼,办书局报刊,圈到了不少钱,也挥霍了不少钱,以致后来有人骂他“娶日本老婆,炒墨西哥地皮,做加拿大股票”,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公款私图生意”。
康有为“海外上市”成功,想在国内搞“武装改良”。他支持唐才常成立“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搞武装就得买军械,没钱是不行的。光靠“保皇公司”的海外汇款不够,好在中国近代政党继承了会党传统,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发行一种“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万余众,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1900年唐氏举事失败,“富有票党”被缉拿追缴,捕杀逾千。
相形之下,革命党欲以武力推翻清廷,更需要枪炮弹药,当然也更缺银子,必须与保皇党争夺海外会党势力,开展“集资竞赛”。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受封“洪棍”;创立同盟会后,又决定全体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他筹款也特有创意,1906年在法属殖民地越南发行了100元面值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注明“持券人可在中国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其他海外代理机构兑取现银”,以法文印刷并加盖中文“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的印章。
孙中山称颂“华侨乃革命之母”。1911年他到加拿大筹饷,当地约四万华侨中八成为致公堂成员,各堂口纷纷典押会所,共捐款6.4万加元,居黄花岗起义华侨捐款之首。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同年5月5日出席芝加哥同盟会分会集会,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动员华侨购买“公司”股票,承诺在革命成功后,股金本息加倍偿还。
同年6月15日,孙中山提议组建的美洲洪门筹饷局在旧金山成立,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债券,由会计李公侠开具收执。捐数五元美金以上者,均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十元者列名为优先国民,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孙中山手订之筹饷约章规定:“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通过洪门组织,数月内募集美金144.1万余元,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筹饷处,将集资行动拓展到南美。
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筹集万余美金赠与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巨款供应各省义军,还购买6架飞机运抵上海。1912年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并将余款30余万元汇至上海犒赏军士。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筹饷局将一切账目上缴革命政府报销。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护法讨袁,又如法炮制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筹饷,
改良与革命,是当时中国前途的两大选择,均属“风险投资”性质,两派各为其政治博弈下注。“保皇公司”与“革命公司”先后在海外“上市”,同为“党营企业”,但前者经营管理水平显然不如后者,“保皇公司”变成了垃圾股,“革命公司”被追捧成绩优股,但行情先涨后跌。
孙中山等发行“革命债券”筹到的军饷,绝大部分属于义捐,债权人未要求兑现,一些华侨还将债券付之一炬。他们真正期待兑现的,是筹饷局章程中的第一条:“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但是,除结束帝制走向共和外,孙中山没有看到他毕生追求的民生主义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幸福梦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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