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满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是沿海各省利益受到重创后的本能反应。本来鱼盐之业、通海贸易乃江浙闽粤诸省主要的课税对象，“禁海”、“迁界”无疑是断其财源。正如李之芳所说：江、浙、闽、粤地区以鱼盐为富强之资，片板不许下海，是自弃鱼盐之利，而断绝海外贸易，等于抛舍东西洋船饷数万。
然而，这还不是地方反对海禁的全部动机所在。江浙闽粤沿海一带，地广人稠，16世纪以来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激化，这激发出更多依靠海洋营生的经济形态。因而，传统的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会滋生出一些以海上贸易为核心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又往往与某些政治势力有密切联系，他们让度可观的利润来维系合作关系，贸易活动便会得到官方的庇护。还有的政府官员，本身就利用职权偷偷做着海上走私的活动，如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父子雄踞广东30年，在禁海期间，以武力为掩护的出洋贸易，悬挂着尚藩号旗的商船横行粤海，垄断了巨大利益。所以，禁海不仅是于民生不利，朝中人表达不满的声音，也更多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海商大贾们的利益受到侵犯。
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江浙闽粤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十分活跃，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以，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的龃龉便在所难免，因而，禁海与开海的争论，也是这种差异的必然产物。
开海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是年六月，施琅将军率领清军攻克澎湖，七月，郑克塽、刘国轩率部归降，至此，满清终于平定台湾，海外反清势力基本荡尽。
据《清末通商始末》记载，这时荷兰以协助清军围剿郑氏集团有功，向康熙皇帝提出，请求通市贸易，终于获得康熙应允。“而大西洋诸国因荷兰得请，于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国勤贸易而操海舶为生涯者，皆争趋疆臣，因请开海禁。”
其实，开海又何尝不是江浙闽粤沿海地区一直以来的愿望呢？就在“台湾降附，海贼荡平”之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两广总督吴兴祚等地方大臣恳请开海展界的奏折，再次如雪片般飞向康熙皇帝的案头。
对于沿海各省积极请求开海的热情，康熙也理解。他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令海洋贸易，实有益于民生”。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