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开海贸易对于大清国的经济命脉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明清以来，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白银来源一为开矿生产，二为番舶之银，而中国又是银矿比较贫乏的国家，“砾矿之开，事繁而难成，工费而不可必”。所以曾历任江宁、湖广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凡官司所支计，商贾所贸市，人民所恃以变通，总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湮没者去其一，埋藏制造者又去其一，银日用而日亏……”因此惟有“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易其岁入之财”，大力吸引国外白银，才能有稳定的财政经济环境，才是民富国强的正确途径。
所以，此时康熙皇帝的态度已渐渐明确。在各省督抚奏请之后，康熙随即所出展界的决议，为准备进一步开海，1683年年底，他又派遣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前往福建、广州沿海主持展界事宜。
第二年七月，杜臻、席柱回京复命，当时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首先内阁学士席柱冠冕堂皇地禀奏说各省居民群集跪迎，赖皇上威德得以削平寇盗，皆感谢皇恩云云。康熙则说沿海居民以捕鱼贸易营生，你们明明知道，之前为何不准开海？康熙分明是为之前自己实行海禁推卸责任，为开海找一个台阶。席柱回奏说：“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这话并未说到皇帝心坎里，康熙只得自己说来：“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又说：“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显然，康熙主意已决。
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继开江浙闽粤海禁之后，又正式下令开海贸易，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城市为对外通商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互市贸易，并于四地设置海关，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
尽管海禁关系到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全国财政的稳定，但是在康熙皇帝最后的几年里，禁南洋的诰令还是得到了坚定的执行。在史籍中，再出现较有影响的反对禁南洋的声音，已是康熙驾崩之后几年了。
海商？海贼？
开海以后，海外贸易便急剧发展起来，由于有利可图，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之人也大大增加。《福建通志》中这样记载当时海上贸易的图景：“商船交于四省，徧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诸国”，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海上贸易的繁荣，更直接的表现还在于一些大海商的应运崛起。张元隆，便是康熙年间江浙沿海的集行商船主为一身的大商人，史料记载：“（张）声名甚着，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到康熙四十九年时，张元隆已经拥有洋船数十只，不仅如此，他还“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大有开展全球贸易的宏图大志。在康乾盛世的年代里，所谓“市舶骈集”、“扣关受廛”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