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到之前禁海迁界中的曲折往复，可以发现，康熙皇帝在决定禁海还是开海时，依据的原则首先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然后是全国财政经济的稳定及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所以当海氛不很廓清时，则禁海防盗，而当沿海安定后，则有限制地开海，但也要设立海关管理贸易，不得让地方督抚“自图射利”。
尽管海禁关系到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全国财政的稳定，但是在康熙皇帝最后的几年里，禁南洋的诰令还是得到了坚定的执行。在史籍中，再出现较有影响的反对禁南洋的声音，已是康熙驾崩之后几年了。
余音
尽管康熙逝世之后，禁止南洋贸易的诰令一度形同虚设，但就这时的朝廷官员而言，与清初海禁时的积极争论相比，已经沉默了许多。这或许是康熙皇帝太过英明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经过清初一而再、再而三的海禁之后，清朝的地方官员们也慢慢明白朝廷政策决议的关窍。政治第一，还是经济为先，其主次顺序，经过清廷不懈地控制士人思想的努力后，大多数在仕途磨练过的官员，也都把握得准。如果说这在清朝前期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当国家意识形态趋于统一之后，康熙皇帝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则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有一件让人稍感困惑的事情，很能体现地方官员们对通洋贸易的态度之变。因打算在江浙开埠，乾隆调杨应琚任闽浙总督，对浙江通商情况进行考察。在报给乾隆的奏折里，竟全然不见杨应琚恳请本省开埠的言辞，反而以粤民生计及两省海防为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最后“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
我们看到，因海关直属中央后，地方不但无利可图，一旦开埠还要费心海防，所以至此地方开海贸易的冲动也没有了。
（参考资料：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韦奇远，《论康熙时期从海禁到开海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3期，李金明，《清康熙时期开海与禁海的目的初探》，《南海问题研究》，1992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