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严重的社会人口压力，则是海上贸易兴盛背后的又一驱动力量。此时，将国家经济发展新的突破口与解决人口生存压力问题的出路转移到海洋上，自然是缓解危机的好办法。
然而，在海洋贸易为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的同时，随之出现的另一些情况，却让满清王朝再次绷紧了神经。比如，在巨额利益的诱使下，沿海商民将违禁物资载船出洋贸易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载米出海私卖是较为头疼的问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劳之辨奏报说：“江浙米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之故。请严申海禁暂撤海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江苏巡抚张伯行也密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 “将苏州米粮卖去”等情况，并认为“海中有贼”。他所指，即是大海商张元隆贿赂两江总督，以战舰私贩米谷及“假冒名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等事。
况且，在清人意识里，传统的对经商之人的偏见依然强烈。如清初内阁学士陆义山就说：“凡人之有恒产与恒业者，守坟墓，乐廛肆，有田者供租税，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而逐末从事商贩的人，不辞艰险，奔波南北，以求余利，“此其人必素行无赖”，“必嗜利忘祸贪狠而不仁”。礼部尚书赖都则将海贼多的原因归结为“贸易船多之故”，他说，出洋贸易得利者照常贸易，“若失利断不安分回来，偶遇力薄船只，即行掳掠财物、至伤人命……”
此外，海商不顾禁令与外国人私相往来，商民滞留海外不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凡此种种，遂使得朝中不少人士渐渐认为“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
禁南洋
开海之后，迫于东南沿海一带生存压力的增大，出海贸易、垦荒、游历的人群越来越多。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
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施琅很早便在《论开海禁疏》中表示了这种忧虑：“数省内地，积年贫穷，游手奸宄，实繁有徒，乘此开海，公行出入，恐至海外，诱结党类，续毒酿祸。”
于是，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何况当时，西北喀尔喀蒙古准噶尔部正准备入侵西藏，战事迫在眉睫，而几乎同时，康熙与罗马教廷关系也极度紧张，因而保持沿海安定，隔断内地与海外的联系，防止汉人联合南洋以及“西洋”的外来势力颠覆清朝统治，也算是稳定政权的谨慎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