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学生自治会代表全体同学敬赠给郑天挺“北大舵手”锦旗。资料图片制图／李贞
1948年，与胡适（前排右3）、朱光潜（前排左1）、徐悲鸿（前排右2）、冯友兰（2排右2）等接待印度学者师觉月并合影，2排右3为郑天挺。资料图片
1948年,是当时大知识分子的生命关口,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留在大陆,还是离开故土。郑天挺选择了留下。
1952年,是郑天挺人生更大的关口,不过,这一次没有选择,他必须离开曾经为之服务了28年的北京大学,到南开大学任教。
9月18日,二百多名史学界精英,云集南开,纪念郑天挺诞辰110周年。
北大舵手
郑天挺于北大结缘始于1917年,那一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人生岁月会如此紧密地同这所大学联系在一起。
其时,蔡元培初掌北大,提出了被后人时常征引的八字办校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校长的网罗之下,单是文科,就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垣、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等人。
朝夕相处的是这样的学术群,日夜呼吸的是这样的学术空气,不仅让郑天挺成长,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后来进入北大教书,郑天挺的弟子们,也是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王永兴、罗荣渠、戴逸……
王永兴说他“对学生像慈父一般”,罗荣渠的感觉则是郑先生“真正是在关心我们”。这位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如此感叹道:“先生之关心学生,在今天买卖式的教学法中似乎是要绝迹了。”
郑天挺在北大发挥重要作用,是在1933年。那一年11月28日,北大浴室突然倒塌,压死学生一人,重伤二人。北大学生不好管,人命关天,向来是学潮多发地的北大,又一次学潮爆发了。总管学校后勤的北大秘书长就此辞职。
秘书长不可一日无人。秘书长在今天看来是个“官”,但是过去的学者有个“毛病”,不愿当“官”。
郑天挺接过了这个“热山芋”。一接就是17年。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图书馆、地质馆以及灰楼学生宿舍,都是在他走马上任后主持兴建的。“七七事变”之后保护师生安全转移、西南联大时期出任联大教务总长、抗战胜利之后接管北大、北大1946年复校……北大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闪现着这位秘书长的身影。
季羡林先生曾回忆,1946年他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北大是真正的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校长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学校后勤。
秘书长就是郑天挺。他每天坐镇在一间不过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工作是负责六大学院、上万名学生、几千个教员的“吃、喝、拉、撒、睡”。
但是郑天挺不管行政任务多重,始终不脱离教学。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五十周年校庆纪念,紧张时局之下,校长胡适和部分教授已经乘坐飞机赶往南京。五十年大庆,参加人数竟然寥寥,出席师生抚今追昔,感慨非常。秘书长郑天挺没走,让师生心中多少有了几分主心骨。
那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感念郑天挺对学生的保护和关爱,特地敬献了红绸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是“全体学生敬献”。
留下和“奉调”
胡适在南京天天盼望自己在北平的朋友们。从北平到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来,胡适亲自到机场迎接,但他最终也没看到老同事兼老朋友郑天挺的身影。
自此之后,两位老友天隔一方。
在此之前,胡适校长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时的大知识分子都已经做出了选者:去台湾、去海外、或者留在大陆。任继愈提前知道了郑先生的选择。有一次他到办公室去,正遇上郑天挺和别人通电话。电话那边问郑天挺走不走。任继愈记得,郑天挺的口气安详稳定、慢条斯理:“不——走。”
可是别人还不知道。东单练兵场新修了小飞机场,是国民党为了“抢救”教授专门修建的。郑秘书长会不会走呢?这是北平解放前两天北大全校师生最关心的问题。
北大民主墙上贴出的一份谈话记录给出了答案。在那份记录中,郑天挺对去访问他的学生说,他平生注重“敦品”,意即遵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抄写的学生特意把“敦品”二字写得特别大。
这大大的“敦品”二字,像一颗定心丸。安抚了北大师生不安的心。
郑天挺为什么不走?除了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土地,他更舍不得北大,自1933年出任秘书长以来,至今已经15年了。15年,他为这所大学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郑天挺没有想到,4年之后,他还是离开这所他倾注了心血的大学,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人生下半场,与他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年华的北京大学无缘。
1951年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的部分师生,组成中南土改工作团,到南方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当时正在北大法学院进修的钟文典,也报名申请参加。郑天挺说:“好,那也是学习近代史的好课堂。”并且表示自己也希望能够参加。之后的不久,郑天挺就随土改参观团到了江西。
1952年1月,北大开始“三反五反”,接着转为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北大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正在江西参加土改的郑天挺毫无所知。
郑天挺是“被校长打电报催回来的”,面对开展的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突然发现自己的两名属下涉嫌贪污,北大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北大历史系对于郑天挺也开始议论纷纷。据郑天挺当时的学生回忆,郑天挺曾经对他讲,一听此事,“就闭门思过,等候审查,从来不知道应主动检讨。”
大概是听到了什么消息,2月3日,郑天挺约了邓广铭、李克珍等同事,试做检讨,但“只是历史交代”。4日,郑天挺在史学系教师组内非正式检讨,23日,郑天挺面对全系师生作正式检讨。听众们要求郑天挺揭露蒋梦麟、胡适主政时的内幕,检查对史学系教学工作的缺点。
哪有什么内幕呢?郑天挺只好“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作风敷衍塞责,八面玲珑,不当面得罪人,处处讨好”。有人质疑郑天挺:担任秘书长十八年,不可能没有贪污。
纵然是“八面玲珑、处处讨好”,但是一生清白,郑天挺哪能受这样的侮辱?
“你是不是因为从东北回来,系里聘请你,未给讲师职位,心里不满而这样逼人呢?”那位先生一时语塞。郑天挺立刻改容:“刚才我失态失礼,实在对不起。”纵然发怒,纵然委屈,也不愿让别人难堪,这就是郑天挺。
紧接着是思想改造。据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回忆,郑天挺从江西回到北大时,“学校正以重点改造对象迎接他”。郑天挺作了几次检讨都不能过关。于是北大成立帮助小组,帮助郑天挺过关。所谓“帮助”,就是让几个学生到郑天挺家中去,教训老师如何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作好检讨。有一次,郑天挺在学生们的“帮助”之下,几乎要哭了出来:“我同蒋、胡等的关系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了,如果你们不信,多年来我都记日记,你们可以拿去审查。”
思想改造之后是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南开大学。关于此,郑天挺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奉调任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思想上颇为波动;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天津去。”
南开与北大,有西南联大的一段渊源,“调”郑天挺去南开,看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关于郑天挺的离开,后人也一律沿袭郑天挺本人的说法。但,更多人相信,与其说是“奉调”,倒不如说是“贬谪”。
南开久负盛名不假,但那是张伯苓开创的“土货的南开”,是注重实用科学的南开。在那时,人文科学,在南开吃不开。
当时的南开历史系状况是什么样呢?创建于1923年的南开历史系,直到1951年11月,“仅有教师10人,学生20人”,更不要说学术影响,这,怎么和鼎鼎大名的北大历史系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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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根”后的枝繁叶茂
关于郑天挺的离开,季羡林生前曾经提出疑问:为什么把阵容整齐的北大历史系人为地搞得支离破碎?
史学家何炳棣也为之多年不解:“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
据老一代知识分子讲,思想改造运动,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肃清胡适过去在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仔细梳理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北大学者的名单,确实可以发现,他们多与胡适关系密切。
郑天挺与胡适的关系早有渊源,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胡适已经是北大教授,有师生之谊;之后又长期同事,特别是1949年之前的几年,一为校长,一为秘书长,有同僚之情。
昔日的旧谊成了今日的麻烦。
时至今日,关于郑天挺“奉调”南开时的心境,虽然是不少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却无从说起。郑天挺与人交谈,从来不涉及私事,郑家的几位子女,对于此也讳莫如深。郑天挺倒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记日记,但至今没有公开。
“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日记在大姐那里,而且我们子女多数不赞成公开出版,我一个人也不好作主。”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扬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1952年9月上旬,郑天挺来到了南开,任历史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和他一起到南开的,还有他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雷担任了南开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此时,北大、清华、南开又有了一次汇合,不过,这一次汇合,无论是声势还是阵势,都无法与15年前那次三校联合相比,但因为郑和雷的到来,时人还是把南开历史系称为“小西南联大”。
郑天挺的弟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尔康记得,郑天挺一到南开,就发下宏愿:要把阵容并不强大的南开历史系,办成“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
哪几间大学?郑天挺没有明说。看看他对当时几个大学历史系的点评,不难看出郑天挺的目标,郑天挺认为:“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西南联大录取新生是很严的,总得有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
耐人寻味,对于自己最为熟悉的北大历史系的长处,郑天挺没有提及。
现在不会有答案了,有的,是由郑天挺奠定的南开史学的风格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十年代,郑天挺在南开历史系开设的课程,竟然有七八门之多。郑天挺讷于言谈,讲课也不生动,还有个很重的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学生顽皮,有一次特意做了一次统计,一节课下来,郑天挺说了一百多个“这个”。
但是没关系,郑天挺的课学生依旧爱听,有料。郑天挺却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学上,并且提倡年轻的教师也这样做。
197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们共同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在送给郑天挺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敬请郑天挺先生指教。落款:您的学生们。
这不是客套,而是事实。参加编写的人,不是郑天挺的弟子,就是再传弟子。南开历史系已经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郑天挺就是大树的根。
更让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们自豪的是在1980年。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学术界乍暖还寒,郑天挺首倡召开大型国际会议。8月,《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史学系召开,出席的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三十多人,国内学者九十多人。看看当时参会者的名单,就可以想见阵容:何炳棣、傅衣凌、王钟翰、任继愈、戴逸、章开沅、铃木中正……
“要不是郑天挺敏锐的政治胆识和崇高的学术威望,这样规模的会是不可想象的。”冯尔康说。南开史学系不再是吴下阿蒙,一下子变得在国际上赫赫有名起来。那一年,郑天挺82岁。
身在南开
在郑天挺后来写的《自传》中,他写到: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应的。
《自传》是后来写的,当时的郑天挺,真的“愉快”吗?
郑天挺到南开的时候,如今年近九十的来新夏,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当时郑天挺是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来新夏是中国史教研室秘书。两个人每周总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
来新夏老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郑先生到南开来,南开很重视,因为他从北大来的嘛,又曾经是北大的‘当政者’。郑先生这个人,比较深沉,比较含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感情始终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文革’中郑先生当然成了‘牛鬼蛇神’,但是即使面对工宣队、红卫兵,郑先生表现得也是那么心平气和,对那些人非常恭顺。”来新夏回忆。
那是一段不正常的岁月,正常的岁月呢?仔细考察,郑天挺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当时南开历史系系助理魏宏运回忆:“在郑老的心目中,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列主义史学家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常常去北京向他们请教讨论。”
意味深长。郑天挺在史学界奠定地位时,那几位史学家才崭露头角,郑天挺在北大身居要职时,他们是北大的后进。郑天挺的老师是黄侃、刘师培。从传统学术到新的治学方法,这个弯,郑天挺是怎么转过来的?
来新夏说:“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一句抱怨的话。但郑先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是隐忍不发。”
1981年12月,郑天挺走完了他的一生。南开没有忘记他,郑天挺的九十冥寿、百年诞辰,南开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今年,如果郑天挺还活着,整整110岁。9月18日,南开大学为他召开了纪念会,国内史学界二百多名精英云集天津。
在南开任教的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晟继承了父亲的低调,没有参加。“我不愿让别人说我为父亲争什么。”一位和郑克晟熟识的人这样转述他的话。郑的另一个儿子郑克扬参加了会议,发言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向南开大学致谢,向与会人员致谢。
“这么大规模的纪念会议,以后很难有了。”有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