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再见已是百年身
在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史册上，曾经有这么一个社团，她的成员既有辛亥革命的干将，也有封建复辟吹鼓手，既有国民党的元老，也有共产党的高官。既有像鲁迅这样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也有像汪精卫这样的卖国者。她就是南社，今年是她百岁诞辰。
全副武装的背包客显然是被“泽被东南”四个字吸引住了。他伸头向这个新修的石牌坊内探望。有维修工人抬着东西从房内走出,里面有些暗,但可以看到前后两进房里分别挂着两块匾:张忠敏公祠、南社纪念馆。
这个操着北方口音的年轻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他有些遗憾地对同伴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南方戏的纪念馆还没开张。
南社,被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认为是南方的某个戏社。
欲以文字播风潮
时光倒流一百年,如果出入这个“戏社”的人听到背包客的说法,估计会揪着他胖揍一顿——尽管他们看上去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模样,但他们其实个个胸中有风雷。
100年前的1909年,七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刚登基,列强对中国已经瓜分完毕,清朝统治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1909年11月13日的那天,一个据说是秋风萧瑟,天气阴冷,并不适合外出聚会的日子,就在这苏州虎丘山下、山塘河边的张公祠,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这是件让人纳闷的事情。明末修建的张公祠已经有两百六十余年的历史,杂草丛生,古旧衰败,荒凉落寞,早已人迹罕至。
苏东坡早就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山塘河,白居易领导修浚的千年运河,上面从来不乏供文人骚客们唱曲度流年、狎妓喝花酒的画舫。
然而,17个看起来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既不游览虎丘,也不泛舟山塘河,而是直奔张公祠。这17人,大部分来自江苏,也有从上海、浙江、福建、山西、安徽、广东等地赶来的.
不是张公祠有魅力,而是这群年轻人要选在这里办一件大事。而且,地方是两年前的清明节就看好的。
张公,名叫张国维,浙江东阳人,明朝最后的兵部尚书,抗清烈士。清军入关他在东阳带兵抵抗,看大势所去,为了避免老百姓因为他的殊死抵抗遭殃,也为了保存气节,他投水殉国。
一群文弱书生,选在这样一个抗清忠烈之士的祠堂集会,当然不是普通的“雅集”诗会。 他们要效仿明朝的复社和几社,成立“操南音而不忘其旧”的南社。
这显然不是一个“地方戏团”,三个创始人和首次“雅集”中的14人都是同盟会成员。这是一个以文会友的革命文学社团。
这个南社,按三位创始人中年纪最长的陈去病的说法,就是“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他们要“和同盟会互成犄角之势”,“欲以文字播风潮”,民主、救国。
看当时的照片,22岁的柳亚子,没有辫子,短发齐眉,意气风发,一派青年英雄的形象。他在三位创办人中年纪最轻,却被推选为南社社长。再看看陈去病、朱少屏、陈陶遗、黄宾虹……哪个的眼里不是闪耀着反清排满的坚定光芒?
南社天下
年轻的背包客从张公祠轻率地经过,继续往山塘街深处走,没走多远,看到一个“五人义士墓”。守门的年轻女孩问了问他,你去了吴江没有?吴江,正在举行大型的文化节呢。
这个文化节正是“百年南社文化节”。在这个文化节上,请来了很多的南社后人,还请来了一大批珍贵的书画。这批书画来自两岸三地,也在两岸三地展览着,不少甚至价值连城。黄宾虹、于右任、周瘦鹃……名家大师很多,他们都是南社人。
在吴江举办这个展览,是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吴江人都加入了南社,最有名的就是南社首任社长柳亚子。当然,还有南社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起人陈去病——他可是和孙中山称兄道弟的人。
的确,对于南社,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戏社还是革命社团,但对于南社人,大概人人都可以熟识至少十人以上——因为,他们实在太有名了。
南社到底囊括了哪些精英?
南社先后入社的社员总数达 1180 人,连同各分社和社友人数算上将超过 3000 人,囊括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1936年,当柳亚子回过头来对南社进行总结的时候,他发现,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先行者,李叔同、苏曼殊、黄宾虹等一代大文人都是南社人。有一个时期,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代理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司法院院长居觉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叶楚伧……都是南社社员。更厉害的是,报刊杂志则几乎全被南社人把持着。
柳亚子,这位被世人认为颇爱发牢骚的南社领袖,也忍不住得意起来: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可说是文经武纬,都是南社的“势力范围”。如果说军人半黄埔的话,政治文化则尽归南社了。
于是,他在写给同为南社成员、也是着名报人的曹聚仁的一封公开信中,不禁这样写道:“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
风流不在
南社天下的局面,前后只存在了28年。这期间还经过好几次社务停顿,整修,换名——新南社、南社纪念会——不过,最终,逃不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这个社团,其兴在人,其败也在人。既然是巨无霸,参加者众,自然志趣和政治倾向就很不一致。有为反清、反袁、反军阀、反敌伪、反独裁勇往直前、英勇牺牲的烈士;也有完全认为清王朝垮台,革命任务就完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挺立潮头,全力推动新事物、新文化向前发展的;也有与古为缘,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的。
甚至到了南社后期,有不少人,看到革命前景扑朔迷离,干脆就遁入山林,消极避世。就连南社领袖柳亚子都在反袁失败之后,一度隐居家乡,整日借酒消愁。另一个领袖陈去病还有出家的经历。南社人李叔同、苏曼殊后来都出家了。
这样形形色色的人在一起,难免会有分歧,后来干脆形成内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分道扬镳,当官的当官,出家的出家,革命的革命,投降的投降。可不是,汪精卫就成为可耻的卖国贼。
其实,分歧从南社成立一开始,就没停过:第一次雅集,宣告南社成立,商讨完革命大计之后,顺便说起了诗词欣赏,社长柳亚子就因为欣赏唐诗和喜欢宋诗的人意见不合,争辩到嚎啕大哭的地步。
到了1917年,柳亚子干脆因为诗歌派系的原因,公开登报要开除社员,和朱鸳雏、成舍我等南社社员在报上交恶。
1923年发生一件更加撕裂南社的大事,北京国会选举总统,南社中原来老社员里有19名社员接受直系军阀头目曹锟每票五千元的贿选投票,当年和柳亚子一道创办南社的高天梅也名列其中,诸多社员义愤反对,开除参与贿选社员的社籍。自此,社务停了,原南社解体,之后再成立南社的其他组织,都难再勃兴。
难怪鲁迅不承认自己曾是南社的一分子。或许他清楚地看到,这些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文人结社,总归逃离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落后习气,书生意气,革命不彻底。
共和知识分子
南社沉寂了,等到再回首,她已经走过百年。
许是未卜先知,1935年,南社尚未解体,还在以“南社纪念会”形式存在——这个名字也很吊诡,还没解散,就开始纪念。在这个纪念会的成立大学会上,柳亚子说:“南社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南社的精神却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
身为南社盟主,也是公认的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坚定爱国者,柳亚子一开始就害怕人们会忘了,当初这群如此不同的人,聚在南社,都做了什么。
文史学家杨天石说,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凭知识分子之身,革命成功了!而且,还不是小成功,是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就此终结!
杨天石早在1958年在北大读书时开始从事南社研究。1960年代写成的书稿《南社》,因为清规戒律太多,还得顶着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的帽子,直到1982年发表。
杨天石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孙中山和他最最亲密的战友——南社菁英们的成功。这群具有近代科学知识、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孕育和传播革命思想,制定革命纲领,组织和领导各种革命社团,发起多次反帝爱国运动,领导多次武装起义,最后才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知识分子领导成功的革命”,杨天石说,他还给这群知识分子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共和知识分子。
在杨天石看来,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风云雷雨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第一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第三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绝对不可变化,天地之大,历史之复杂,人之渺小,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永久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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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的血脉
46岁的张夷称72岁的柳光辽为“光辽兄”，碰到86岁的徐国昌，他也是以兄相称。他们分别是南社三位创始人陈去病、柳亚子、高旭（高天梅）的后人。南社的血脉，传承下去并不容易，它曾经就那么被截断。即使是直系后人，一些人也在成年之后，才知道家族的历史。...
与外祖父的“相逢”
外祖父陈去病去世了整整三十年后,张夷才出生。
25岁时,他和外祖父“相逢”——他参与整理陈去病的着作、文稿的工作整整21年。今年,一套装帧典雅共六册的《陈去病全集》出版了。
望着书房那堆摞起来足有两米多的文稿,能在南社百年纪念日到来之前,把创始人陈去病的所有文集整理出版,张夷唏嘘不已,“总算是对外公和大姨有交代了。”
17岁才知道外祖父姓名
作为外孙,当《陈去病全集》的主编,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对专业是园林设计的张夷来说,要统筹一部三百五十万字文集的整理和修订——这里面,有诗词、戏剧、新闻、评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不亚于翻爬一座文字的“珠穆朗玛峰”。
更何况,直到17岁,张夷才第一次听说外祖父的名字,在此之前他对外祖父一无所知。
1985年大姨陈绵详找上门来,希望张夷的父亲把陈去病的文章搜集、整理出来。
陈去病有六个子女,陈绵详是大女儿。她从小就跟着陈去病在南社活动,也是南社成员,编号1100。
从小学到初中,每次填表,张夷只填父母的名字,外祖父这一代的名字父母都是不让填的。
有时,张夷会听到外婆和父母私下里低声说起外祖父,偶尔,他也会听到“南社”这样的词汇。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大人们也从不和他多说什么。
那个时候正逢“文革”期间,家里很不太平,父母和舅舅都不再住在家里,还把家里的门窗都用木板钉上、封住,一些书啊、文稿啊什么的,被大人们带着四处存放,张夷和几个兄弟姐妹都被寄养在母亲的一位同事家里好一段时间。
“文革”结束后,张夷读高中。1980年,就在高考复习的一节历史课上,历史老师提起了南社和陈去病。讲到陈去病,这位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历史老师指着张夷说,他就是陈去病的外孙。
全班同学都以一种钦佩羡慕的眼神看着张夷,张夷却愕然又觉得滑稽。历史老师和担任学校高中地理老师的母亲是同事,“自己的外祖父是谁,还要外人来告诉。”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陈去病列为33位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之一,位居第20,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个评价让家人们全都如同吃了定心丸,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放心大胆地谈论和回忆陈去病,开始着手收集整理他的书籍和文稿。这项工作当仁不让地落在大姨身上。
然而,没几年,1985年,陈绵祥去世。去世之前,她特地把张夷的父亲找去。张夷的父亲张左一是个剧作家,算是陈去病六个子女及后人中,唯一从事文字工作的,陈绵祥把手里的工作托付给了张左一。
从“小开”到研究者
直到1988年,张左一退休后,才有时间开始这项工作。但是,工作一开始,张左一就发现陈绵祥所收集的文章仅仅是冰山一角。
从此,张左一就开始奔波于苏州、上海、南京等各地的图书馆、文史馆,想尽办法收集有关陈去病的资料。那个时候,图书馆等部门的人很不好打交道,舟车劳顿的张左一不但要花上很多钱在借阅和复印等开销上,有时候还会备受刁难。
而那个时候的张夷,在单位人称“张小开”——身上经常都揣着至少2000块钱,看到父亲一个人为这件事忙碌、颠簸、遭罪,张夷坐不住了,他决心帮父亲出钱出力。这样,张夷才走近外祖父。
不过,随着父亲年龄的增大,随着自己整理外祖父文稿工作增多,张夷越来越有兴趣。后来发展到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方的古籍书店和收藏者,只要有陈去病的文稿和南社的资料,都会第一时间给张夷来电话。而张夷呢,不管花多少钱,都会尽力买下来。算起来,他在南社资料的收集中已花费了五六十万。
现在,张夷在南社研究方面投入的精力比他原本钟爱的园林设计更多。张公祠的南社纪念馆,就是作为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的他牵头负责的。苏州南社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他办公的曲园。
但是,1988年以前,张夷满脑袋想的怎么让自己的盆景做得更好,让自己更有名,赚更多钱。他那时已经是苏州颇有名气的盆景、园林艺术家,已经在苏州办过不少次的盆景展,打的都是张夷自己的名号。
张夷记起外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絮絮叨叨中说起外祖父——他似乎也是一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和孙中山先生私交很好,孙中山曾说自己“十年袍泽”,陈去病是不多的真正的朋友之一;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主要负责孙中山陵墓的选址以及《哀思录》的写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深痛蒋介石违背孙中山,曾发誓“终身不与共事”,宁愿去当老师或者游历,也不去当国民政府江苏省委委员;
生前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顶撞蒋介石,还曾用拐杖指着蒋骂其为“小鬼三”……
一介文秀才出生的外祖父,23岁就在乡里成立“雪耻学会”,然后又加入救亡图存的“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出过家潜心修行;既组织南社公然要求革命,也当过大学老师埋头做学问;既在报端写下各种抨击时弊的战斗檄文,也在酒肆纵酒作诗一派世外高人姿态。
在七八十年前,在短暂的59年里,可以把人生过得这样多彩,随性。“这太神奇,太值得研究了。”张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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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昌：不能不明不白
86岁的徐国昌非常正式地穿着笔挺的条纹黑西装,系着领带。高高瘦瘦的他在一群南社后人中,显得很特别——特别安静甚至有些落寞。
他的外祖父是高旭(高天梅)。虽然也是南社创始人,但最终他被社友们开除了。原因是他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案,是“猪仔议员”。
家族的耻辱
徐国昌的成长记忆中,基本没怎么听说大人说起过外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
徐国昌生于1923年,就是在那一年,身在北京担任众议员的外祖父高旭,深陷曹锟“贿选门”,被认为是接受了曹锟贿赂,助其成为总统,是“猪仔议员”。一时间,舆论哗然。柳亚子带领社员发表公开文告,宣布将他开除南社。
高旭没有做任何辩解,黯然离京,回到上海金山张堰老家,郁郁寡欢,以酒消愁。
这一年高旭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可能就是徐国昌的出生。他亲自给大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取下“国昌”这个名字,寄托的他对国家昌盛的希望。
两年后,终日以酒为伴的高天梅,患上伤寒症去世,年仅49岁。
懂事后,徐国昌才意识到,外祖父似乎是全家人心中的一个痛。母亲这边的家人:大舅,小姨,基本很少提起他,提起也颇多抱怨。
外祖父去世后,家道就中落了。大舅是个从小就跟着外祖父为文写字的书生,身体不好,也不怎么懂得经营祖业——但家人似乎都认为高家这一支之后的一蹶不振,是因为高旭。现在高旭的一个孙子,也就是徐国昌的表弟就住在老家,“但我这个表弟几乎就不提他祖父。”
前些年徐国昌的小姨去世的时候,他还听到小姨对父亲还是有诸多抱怨,怨他让子女从此在外都抬不起头。
1980年起,徐国昌开始做一些南社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徐国昌写介绍外祖父的文章,在外界业已形成的定论下,他也会大义灭亲地在文章最后对“失去气节”的外祖父进行无情的批判。
不能不明不白身在台湾的一个高家亲戚——诗人高,看到徐国昌“骂”高旭的文章,也写信来回“骂”——作为自家人,怎么能骂祖先呢?你了解你的祖先吗?你能证明他是投票给曹锟了吗?
这句话惊醒了徐国昌。
证明,是他大半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疼痛。徐国昌自己,也很在意被证明是个“好人”。
在徐国昌个人文件中,有一张纸,他收得特别好。那是一张1979年开出的《关于徐国昌同志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这张纸上写着,“徐国昌同志在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系属错划,决定予以改正”。这个证明他清白的决定,他等了整整22年。
1946年,徐国昌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当初考这个大学,就是看中这个学校有很多爱国老师和学长。由于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没有像其他同学去当“公务员”,而是想为这个贫弱的国家干些实事。于是他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江苏镇江西郊的“益民种场”,为农场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1975年因伤病休。
但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2年,他被摘帽成为“摘帽右派”,工资降了两级。不再从事文职工作,必须下地干活。
直到1979年的证明,他才重新成为“好人”。
被台湾的亲戚“痛骂”之后,徐国昌开始认真地考虑,外祖父高旭是被冤枉的吗?
名节的证明
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高旭参加了贿选。徐国昌兴冲冲地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家人说,他甚至动员退了休的毕业于吴江大学学文科的高天梅的孙女也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她丝毫提不起兴趣,认为他也是多此一举。
“整个家族,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不相信外祖父参加了贿选。”徐国昌还是决定亲自去寻找证据。
有志者,事竟成。前些年,徐国昌碰到南社研究专家郭长海,他和郭聊天,偶尔说起台湾高的说法,郭长海很赞同,郭长海说自己发现,其实,高旭在北京期间,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指责和反对曹锟的。
徐国昌干脆牵线,让郭长海和高也联系上。
这样,在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下,郭长海在翻阅旧时《申报》时,找到了选举前高旭写给金山教育工会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完全是指斥曹锟,并说明自己之所以待在北京,就是想尽力把国会迁到南方,击败曹锟等人的阴谋。
可惜,这封信直到1924年3月24日才刊登在《申报》上。那时,柳亚子已发表声明,不再承认高天梅的社友资格。
有这些,徐国昌相信,外祖父贿选很可能是个冤假错案,他相信外祖父始终和他诗文中所写的那样爱国、排斥专制。可能因为斗争方式的不妥,导致了失败,但他的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至少告诉人们,在钱袋子和枪杆子被军阀掌控的时代,利用议会斗争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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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光辽：阿爹的温暖
1938年出生的柳光辽,一直跟随着祖父柳亚子生活,称呼祖父为阿爹。在南社成员中,柳亚子少见地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也荫及柳光辽。虽然成为了武器专家,但在晚年,柳光辽也追随祖父,从文撰写南社往事。
在阿爹身边
1937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六周年,柳亚子的次女柳无垢在上海生下一个男婴。50岁的柳亚子给男婴取名为“柳光辽”,意思是光复辽宁。
抗战八年,中学四年,单亲家庭出身的柳光辽都是跟着外祖父和外祖母——他口中的“阿爹”和“好婆”一起度过的。高中毕业他考上大学去哈尔滨,才离开阿爹。在柳亚子的孙辈中,柳光辽和阿爹相处时间最长。
与柳光辽相处,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轻轻的;和人对视、他的眼神总是非常柔和。哪怕是一个比他小得多的晚辈,他的礼数周全,让人有些不好意思。
他和那个以“恣肆狂放”闻名的阿爹似乎有天壤之别。他怎么会不受阿爹的影响呢?
因为母亲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柳光辽一出生就被托付给外祖父母。三岁前,柳光辽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上海的租界,租的冯玉祥的房子。因为日本人的入侵,阿爹把他们住的地方称作“活埋庵”——人虽活着,但周围都是日本侵略者,和活埋也差不多。
之后,柳光辽跟着外祖父避难到香港、桂林、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在北京工作,柳光辽也来到北京,在北京第25中就读直到毕业,都是住在外祖父家。
“因为家里的气氛非常宽容民主,任我们天性发展。”柳光辽说,对儿童教育,阿爹主张“放任自由”。平时,阿爹从没有长篇说教,没有过多管束,没有呵责,更没有打骂。大人和孩子是可以平等对话的。
有一年十月的一天,他和阿爹一起吃螃蟹。他就“刁难”阿爹:“都说您写诗快,曹植可以七步成诗,您也七步成个吃螃蟹的诗吧。”柳亚子听了也没觉得有什么,马上就按照外孙的要求,很快写出两首绝句。
1954年,柳光辽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哈尔滨军工大学。心中顾虑到光辽的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又担心光辽从小都“娇生惯养”没离开过家人,一个人不能适应东北天气,阿爹特地找他做了一次详谈。最后,柳光辽还是决定去哈尔滨,外祖父尊重他的选择。
阿爹是着名的诗人,但是从来不逼迫柳光辽背诵旧体诗;经常有人来求他的墨宝,他却从来不督促光辽练毛笔字。
不过,家里还是有一些规矩的——礼貌规矩,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不说谎,上学要勤,不迟到,不旷课;功课要好,做个好学生。要节俭,大厅里挂着的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不乱花钱,不准骂人打人,要同情穷人,不要轻视他们。
感受阿爹
在外祖父身边,柳光辽感受最深的还是外祖父那颗拳拳爱国心——似乎他做每一件事,他内心所有的向往,都以这为目的。
还记得六岁在桂林时,湘桂战争爆发,为了共抗外敌,外祖父和别人一道组织劳军,还组织募捐。已经上小学的光辽,放学后,总会远远看到大街上,外祖父和一些人在一台大卡车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号召出钱出力救国。柳光辽那时候那么小,看到外祖父,觉得他就应该在那里,不在才奇怪呢。
外祖父一生爱书,曾因“狂胪乡邦文献”以致“床头金尽”,但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毕生收藏的书画典籍悉数捐赠国家,没有一样留给后代。 “家里人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了。”
1952年,政府为外祖父配了专用汽车,公车绝不私用,这是家里的规矩。
也正是受到外祖父爱国思想的熏陶,高中毕业,在列宁的“苏维埃+电器化=共产主义”这句话的感召下,当柳光辽被前来招考的“哈尔滨军工大学”看中时,他毫不犹豫就决定奔赴东北。
外祖父对于朋友的赤诚,柳光辽非常感怀,在外祖父身上就有令人感叹的传奇友情。
林北丽是南社社员林庚白先生的遗孀。她同时也是和柳亚子忘年交的诗友。1941年底,林庚白在香港被日本兵枪杀,林北丽非常凄苦,带着孩子来到桂林。
为了开导她,柳亚子便和她一起整理庚白遗稿,编辑《丽白楼遗集》、《丽白楼自选诗》;还常带她一起去和桂林文化界的新朋旧雨聚会,谈诗论词,不着痕迹地相助林北丽抚平内心的伤痛,重振生活意志。
1958年柳亚子去世,为了悼念老友,林北丽从此罢笔不再吟诗。
类似的故事柳光辽印象中还有很多,如一生锲而不舍地搜集亡友苏曼殊遗作,对张应春烈士四十年不渝的悼念等。“表里如一,有一颗赤子之心,是阿爹的特色,也是阿爹人品的精华。”
怀念阿爹
72岁的柳光辽,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但基本上都无恙过关。“文革”前夕他还入了党。不过,“文革”初期,他被无故停了党籍,说是因为母亲的一些问题,1973年,党籍又恢复了。
1960年,柳光辽从哈军工毕业时被学校留了下来。
他在哈尔滨读了六年书,期间的1955年假期和1957年假期回家过两次。1958年接到家里发来电报时,阿爹已去世,没有见到阿爹最后一面,这成为柳光辽终身的遗憾。
后来随着学校和学科的调整,柳光辽随着一块调整,变动,最终跟着专业一块到南京理工大学,一直到退休。
退休后,学理工的柳光辽也拿起了笔。他笔下的南社的文章,文笔优美,娓娓道故事,非常可读。“虽然我与外祖父走的路不一样,但我感觉,我的人生路上,总有一种精神在激励着我。”他太想把他所熟知的外祖父还有外祖父身边的南社人的风采和感人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我觉得南社史料不限于文字资料,南社史迹还渗透在南社人的日常生活中、思想里,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丰富、生动。”
柳光辽觉得人都是从家庭里走出来的,在家庭里打下基础,再进入社会,“无疑,南社人,南社的家庭文化,尤其值得研究,这应该是一个文化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