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的时候，朝中发生了一件挺大的事情:两位宰相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则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阳。说起缘由，实在有点不光彩，竟是因为这两位堂堂宰相争娶一位寡妇而起。
这位寡妇，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
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没给他生儿子，也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惟吉为假子。薛居正对惟吉十分溺爱，使得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跟问题少年们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纵酒玩乐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亲自吊唁，特意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由此改过自新，“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但他跟父亲一样，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而且平时就跟薛惟吉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就想改嫁。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这位相爷“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每顿都要吃好几斤。
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一来薛安上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汇报宋真宗。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花了钱500万买薛氏宅第，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真宗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问不要紧，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就对向敏中很不满，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在真宗想来，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这说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金贝财宝约两万缗（一缗即一贯）。
不久，经真宗亲自过问，审理结果出来了: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点旧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锭银子，而向敏中没借。
于是，宋白起草的制书下笔就很严厉，有“对朕食言，为臣自昧”之语，向敏中“读制泣下”。 至于柴氏，自然也没办法如愿嫁给张齐贤。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贝，可谓“赔了丈夫又折金”。不知道柴氏究竟还有别的什么优点打动了两位宰相，但很显然，他们争着娶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有钱。理学家程颐就毫不客气地说，两位宰相争娶一妻，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延伸阅读:宋代物价考察 作者:程民生 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在宋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推进深入的可喜形势下，人们愈加认识到宋代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宋代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为丰富，有着广袤的领域值得开拓或精耕细作。其中的物价问题，就是一个具体而重要的课题。有商品就有价格。商品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反映着供需关系状况，可视为社会经济的晴雨表。研究宋代物价，有利于了解宋代商品化程度，商品生产和消费状况，有利于了解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不同阶层的家庭生活水平。由于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客观考察①，本文则侧重于考证具体商品的具体价格，也为其他断代史研究提供了物价对比的参照。
物价有着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差距很大，必须根据史料对此予以正确的反映。同时也要排除极端情况的干扰，例如战争、灾荒等特殊时期和个别特殊地点的某些物价，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宋代商品几乎无所不包，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就主要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做一考察。宋人混用的贯、千、缗等量词，本文在论述中统一为贯。
一、土地
宋代所有商品中，土地恐怕是最主要的大宗商品。受自然条件限制，土地的肥沃与否，水利设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否，直接决定着其价格。同时，当地人口密度、阶级关系等社会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北方地区土地价格史料不多。京西路巩县因建造永定陵占地48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估价钱70万即700贯②，每亩平均388文。熙宁五年(1072年)，出卖京师等地的官方淤田，分为两等4级: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第二等的花淤地每亩2贯500文至2贯③。淤田是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此价可视为当地良田之价。河东绛州正平县的南董村，每亩地价原值2至3贯，经过熙宁时的灌淤改良，增产4倍，地价也一跃增长3倍，每亩达到6至9贯①。这是目前知道的北方地价确切数字中的最高价。治平末年，陕西中上等良田每亩不超过2贯②。同州沙苑拥有官牧地9000顷，其中良田约6000顷，大观元年(1107年)，“以今陕西土田中价计之，每顷可值五百余贯。”③每亩5贯余，比治平年间地价大大提高。至于偏远地区，土旷人稀，地价十分低廉。如宋神宗时陕西庆州沿边土地，“一顷才十贯余，宜其不好。”④每亩仅值100余文。边远地区除了地理位置不佳、土质贫瘠等因素外，还应考虑到当地的生产方式不同。陕西沿边土地多为少数民族所有，而“蕃部贱土贵货。”⑤地价低贱，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与内地相提并论。
湖北地价有南宋营田的资料。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湖北路安抚使曾逮言“营田不可出卖，利害尤明。盖一顷岁入谷八十余硕，若出卖价钱止五十缗。”⑥每亩平均500文。营田多属无主荒田或抛荒田，土质自然不如农家多年垦种的私田。但湖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⑦其他地价也不会太高。此价可视为中下等土地价格。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的时候，朝中发生了一件挺大的事情:两位宰相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则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阳。说起缘由，实在有点不光彩，竟是因为这两位堂堂宰相争娶一位寡妇而起。
这位寡妇，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
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没给他生儿子，也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惟吉为假子。薛居正对惟吉十分溺爱，使得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跟问题少年们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纵酒玩乐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亲自吊唁，特意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由此改过自新，“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但他跟父亲一样，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而且平时就跟薛惟吉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就想改嫁。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这位相爷“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每顿都要吃好几斤。
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一来薛安上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汇报宋真宗。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花了钱500万买薛氏宅第，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真宗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问不要紧，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就对向敏中很不满，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在真宗想来，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这说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金贝财宝约两万缗（一缗即一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