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
我国戏剧的形式和种类极其丰富，都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大多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时移俗易，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改变，大部分如今已风光不再，除了有国粹之称的京剧尚可支撑，其他的剧种大都徘徊在生存的边沿。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连续三期推出戏剧专题，力求从一些细小的角度去怀念或表达一种对戏剧应有的感情。
“它表达的就是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湖南省文艺研究所的老研究员文忆萱老人这样评价她钻研了大半辈子的花鼓戏。但斗转星移，曾经红极一时的花鼓戏，如今已风光不在，文老太太不禁一阵唏嘘：“不同时代的花鼓人唱着各自不同的花鼓人生，真正是人生如戏啊。”
花鼓戏形成于清代，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区，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小剧种。清光绪年间，“湘中岁首有所谓灯戏者，初出两伶，各执骨牌二面，对立而舞，各尽其态”。“灯戏”乃指花灯、地花鼓一类的歌舞演唱形式。花鼓戏就是在这种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劳动山歌、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发展起来的。
最初由歌舞形式的地花鼓发展为较有故事情节的对子花鼓，其后发展为“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逐渐具有戏剧性质，为草台班演出阶段；后来吸收其他剧种的腔调、伴奏和表演等艺术表现手法成为戏曲剧种。花鼓戏的产生和形成都在民间，极具群众性，而不像某些剧种那样，先先由宫庭、上层社会提倡，然后再传到民间。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花鼓戏更是红极一时。但斗转星移，如今看花鼓戏和唱花鼓的人都越来越少，谈及花鼓的人和事，对之了如指掌的文老太太不禁一阵唏嘘：“不同时代的花鼓人唱着各自不同的花鼓人生，真正是人生如戏啊。”
壹
才出泥田就上戏台
在一家办寿酒的农户庭院里，周老爷子穿梭于一片敲锣打鼓人声沸扬的热闹之中，他是这个戏班子的头，这已经是连续3天来的第五场了，近来生意旺盛，他忙得团团转，这不，手头上又有了明天第六场的预约，是一户人家有白喜事。
周老爷子也是唱了一辈子的花鼓戏，关心一切与花鼓戏有关的东西，更热衷于外出唱戏。他的花鼓戏班子成员没有专业的演员，都是些农民，可以说“从泥田里拔出腿，洗洗泥，放下裤腿，台上一站，就是一个花鼓人”。
这些农民通常都是在农闲的时候，被周老爷子从各个地方召集过来，并不仅限于方圆十里。老爷子是株洲攸县桃水人，他的戏班子20多人里，有攸县、醴陵、衡东、茶陵，甚至有邵阳、郴州等地的。戏班子老中青搭配，有前台唱戏，有后台吹拉弹唱，有跑龙套……同样也有名角之分，唱得好的在附近的州县都出名，给的价钱也比一般的人要多出一半。
周老爷子说，一旦起台了，也就是说班子组起来了，就希望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不要散台，否则就划不来。而不散台的根本当然取决于接活的多少。在茶陵、炎陵等湘东一带，向来有春社之说。根据春社的习俗，当地人喜欢在春种未播之前，由各村的人凑份子请人唱上三五天，热闹一番，以祈祷获得今年的丰收。这村唱完后，再移到下一村，浩浩荡荡穿州过县，所过之处颇受欢迎，这也是戏班子每年最舒服的时候。一般一天可唱上两三场，人均收入就可达到20元-30元。这种情形可以持续到稻花抽穗，前后总共有两到三个月时间。
“别小看我们农村草台班子，我们也有竞争。”除了班子内部的名角之争，各个“草台”班子之间也有竞争，班子水平高的更受欢迎，生意也相对好些，出的价钱也高些。但戏班子间会互相学习，如果某个戏班子人手不足，缺了某项，也可以向别的班子借人。所谓有竞争，但无保留。
贰
李谷一是“补锅”匠的媳妇
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是唱花鼓出身，但最终在市场经济中走向了流行歌坛，并迅速走红。她们都通过花鼓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都有着湖南妹子天生的优厚条件：模样儿甜、嗓音儿脆。唱花鼓的她们拿起流行歌曲来，个个是游刃有余。说到这一批人，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的老研究员文老太太是如数家珍：“李谷一、甘萍、张也……”张也的相片至今还挂在湖南省艺术学校花鼓科的橱窗里，而李谷一作为花鼓演员走出去的第一人，有着典型的代表意义。
1964年，《补锅》使得李谷一一炮而红，在第二年参加中南地区戏剧观摩演出时，获得极大的好评，同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影响及于全国，也使李谷一走出了湖南，走向全国。
1980年的一曲引发争议的《乡恋》，又使李谷一的人生进入另一个转折点。
李谷一是如何走进花鼓的呢？李谷一说，她中学毕业后，老师就建议她到艺术学院去学习舞蹈，可是因为个子不高，只被花鼓剧团选中。花鼓戏这个剧种呀，是载歌载舞，非常轻松活泼，所以李谷一就想当然地同意唱花鼓戏。去了一看，哟，这并不是她想要从事的工作，但在那个年代，不是一切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办事，没办法，还是得去唱花鼓戏。尽管开始不喜欢，痛哭了一场，后来呢，也就慢慢热爱它了。
李谷一在花鼓剧团14年里，成功地塑造了20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年轻姑娘形象，其中主演《补锅》一剧，于1964年和1965年分别获湖南省和中南五省戏剧汇演优秀奖，并拍成电影。但文革期间，《补锅》被批判，受到冲击的李谷一，也决定改行不演花鼓戏了。
叁
只要让我唱，我什么都无所谓
钟宜淳，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专业演员，72岁，1949年开始唱花鼓戏，参与过《补锅》（饰母亲）、《三里湾》、《刘海戏金蟾》等剧的表演，花鼓唱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花鼓生涯历经了解放初期的繁荣、文革时的荒芜以及文革后的复苏，可以说是见证了花鼓戏几十年的潮起潮落。
“只要让我唱，我什么都无所谓。”钟宜淳似乎对“文革”时牛鬼蛇神的经历毫不在乎，言语中对花鼓的那份-，可能正是她乐观的原因。哪里有人愿意听，他们那一代演员就往哪里去。那时的他们，肩挑手提，步行上千里，跑到各地去表演，条件简陋、没有报酬，依旧热情不减。说起在洞庭湖治修时的演出，钟宜淳记忆犹新：“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在露天搭起了台，对面是部队文工团的表演，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西洋乐器，我们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把唢呐，条件相当艰苦，但民工们全都挤到我们这边来看，人山人海的,说明广大群众对花鼓戏的热爱和欣赏。”
“那时我们不管三严寒冬，不管酷暑炎夏，我们肩挑背荷，上山下乡，装台卸车，把花鼓戏送到农村工厂，送到部队矿山，甚至送到美国、丹麦等国家，每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钟宜淳言辞中流露着对花鼓的浓浓的热爱。“现在的花鼓戏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更要雅俗共赏,如今新编的剧目层出不穷，但真正做到像当初传统花鼓那么出色的却没有几出。花鼓原本就来源于民间，取材于民间，它的根至今还在民间。”
钟宜淳表示,花鼓戏这朵民间艺术奇葩还是会越开越艳，“因为热爱花鼓的演职人员和专家都在为花鼓戏的发展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创造出不少群众喜欢的新戏，像2004年，我院的《老表轶事》就获得了全国戏曲最高奖——文华奖呢！”
屡禁不绝的“草台班”
100多年前，地方花鼓戏曾被统治者视为-戏，严令禁演。1909年(清宣统元年)，长沙城曾贴有禁演花鼓戏的“四言训示”：“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戏卖武，谕禁久宣”。艺人常被官差提锣毁箱，或被抓去坐牢游乡。
尽管如此，花鼓戏不但屡禁不绝，反而愈禁愈炽。正如《醴陵县志》所载：“采茶一名花鼓，政府以其导-，悬为历禁，然农村往往于新春偷演，禁不能绝”。人们瞒过官府耳目，于夜深人静之时，深山野岭之处，铺4只扮桶，搭几块门板，以晒垫盖顶，缚草为台，尽情唱演，尽情观赏，所以演花鼓戏的班子曾一度被称为“草台班”。民国后-松弛，1920年有“义和班”进入长沙正式演出。1930年-1940年又有“得胜班”在长沙演出，维持时间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