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政当局的惶恐
美国方面对志愿军的宽待战俘政策持有多种疑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年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陆军部及华盛顿最高当局。他们把被遣返回国的本国广大被俘官兵视为“真正的危险”，深怕他们在“军内”、“国内”大讲实施的人道主义宽待“政策”。并因此，美国军政当局曾先后授权多方面的“防范”，又由陆军部对这批回国战俘在长达10年左右的跟踪监视后，得出极为骇人的结论，一再声称其战俘“失去了为自由而战的忠贞”，“精神垮掉了”甚至还断言在数千名美国战俘中，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有严重通敌罪”，有“75人已成为共产党的特务”。西方着名军事专作家海斯廷斯就此惊呼，志愿军的战俘政策和对美国战俘的教育，是给美国人在心理上“造成了重大创伤”，将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确实隐含有令人惴惴不安的因素。
为了消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政策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政府和军方虽然曾经挖空心思杜撰出所谓志愿军对战俘“洗脑”的许多绝招，把“洗脑”说得十分玄妙神奇、法力无边，但决不能抹煞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对联合国军15个国家和地区的战俘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巨大功绩。在对待战俘问题上，我志愿军始终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一一消除恐惧，放弃敌对，建立信任，达到完全化敌为友。这些战俘回国之后仍能满怀感激之情，说明我军靠的绝不是强力或欺骗，而是靠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和诚实无欺的宽待政策。
二、“当中国人的战俘是一种奇遇”
“当中国人的战俘，许多方面都是一种奇遇。”这是美俘约翰·支考埃一句出自肺腑的话，同时也是联合国军战俘一致的心声和共同经历。因为志愿军不仅在战俘营，而且在战场上都是执行宽待政策的，对于刚刚放下武器或负伤的敌军官兵一律予以宽待，宣传政策，解除恐惧，保护其安全，给予饮食，进行急救治疗等，凡不能行动的伤员，不是由我军迅即抬下火线，便是在初步进行治疗包扎后，设法送到敌军阵地前，让敌方抬回，此外，更完全尊重俘虏的人权，绝不允许对俘虏进行辱骂和搜腰包，使许多俘虏当时就十分感动。
关于志愿军在火线及后送途中，宽待联合国军战俘的事迹，真是说也说不完。美军第二师的士兵贝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被俘前，我的上级一再讲，说中国人和朝鲜人对待俘虏十分残酷，他们抓住俘虏后，都要杀死……因此，我对被俘非常害怕，但我作了俘虏后，才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贝尔接着写到了他被俘时的亲身经历：“我于 1950年12月1日下午3时被俘时，5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立即前来同我握手，不久中国人把我带到一个暖和的屋子里，给我饭吃，里面有牛肉和马铃薯，中国人又安抚我，叫我安心，说我不会受到任何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