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九月初四（1900年10月26日），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挟持光绪皇帝
载湉来到西安，以陕西巡抚部院（北院）为行宫，次年八月二十（10月7日）才启程返回北京。他们一行是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当天仓惶出逃，《辛丑条约》签订后回去的。在流亡西安的12个月中，清廷从北院发出无数上谕、廷寄以期挽救危局，其中庚子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是一篇值得共赏的奇文。说它奇，就在于只要一看这个标题您就会问：一向被公认为顽固派最高首领的“太后老佛爷”，前年刚亲手绞杀了“戊戌变法”，这会儿怎么一下子又说要变法了呢？她能怎样自圆其说呢？其实，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于她这样富于*经验的老妇人来说，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所谓“形势比人强”是也。关键要看变什么和怎么变？请看这道《变法上谕》原文：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
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个甲令乙，不妨如
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
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这一段是开宗明义，讲了一个总题目，那便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一成不变的政
策。周文王、孔子等大圣人的经典中就是这么说的，古代帝王，包括清朝在内的*实践也
是这么做的。《上谕》之所以要说这些话，无非是要告诉大家：变法并不是是康、梁专利的什么时髦玩意儿，因为自古迄今本来就是这样；“法积则敝，法敝则更”嘛，用不着那样大惊小怪。但是，尽管变法是为了强国利民；也不能没有一个“度”，那就是三纲五常；因为那是“万世不易之常经”，就像日月星辰运转一样的自然法则、永恒规律，万万不可以变，否则天上人间便要乱套。说白了：任你怎么变也不能触动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或社会基础和精神支柱……真实台词是：不能因为强国利民就动摇我“老佛爷”最高、唯一、绝对的统治权力！
如果您认同了这个“度”，那么“老佛爷”倒是一贯主张和支持“变法”的，谓予不信
，请继续读《上谕》：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
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
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夫，乃可作后事之师。自戊戌以来，伪辨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
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有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
、“保种”之奸言为离间两宫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
朕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买则翦除乱逆，皇太后
并非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
令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之足迹。
为政必先正名，这是孔老夫子的教导。这一大段就是为慈禧太后积极变法正名的。她本
是戊戌变法的刽子手，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当代变法的守护神呢？《上谕》首先说明，自从逃
难以来，皇太后已经认识到，目前之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全是多年来的积习积弊、因循粉饰
捅的大娄子，今天已经到了非切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其次又说慈禧一贯主张学习洋人，取
长补短，支持变法，这倒也不算完全胡说。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他们搞“变法自强
”的洋务运动，就是基于她的支持或认可才能以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而不至间断；甚至洋务
派在-上砸了牌子以后也始终位居津要。早些时候“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也是
由于接受了曾国藩的建议。晚些时候载湉向她介绍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读后也认为“恳切”；只是叮咛不可操之过急罢了。直到戊戌变法前夕，还是通过庆亲王奕劻征得慈禧“不禁止皇帝办事”的口头承诺后才颁布《明定国是诏》的。只是不久，当她发现一向听话的载湉，竟表露出要“来真个儿的”的动向，如果放手听其发展下去就非架空她不可（“竟敢搞到老娘头上来了！”）的时候，才一下子翻了脸，不容分说地把“百日维新”淹没在血泊之中。只是最后这一段现在不能再提了，歪曲历史必须如此真假参半，有真有假，这才能骗人，才算高手。为了表明太后一贯主张变法和变法的“连续性”，文章在掩耳盗铃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着重指出：①前年的“戊戌变法”并非什么变法，而是”乱法”，跟现在要进行的变法根本就不是一码事；②也没有什么“戊戌政变”，那只是康有为他们乘“朕”“病危（不豫）”阴谋发动“叛乱（潜谋不轨）”，也是“朕”恳求皇太后出面“训政”，并一举平乱，才把“朕”从危险边缘挽救过来的；③朝廷从来没有过什么“维新”、“守旧（顽固厂的分岐，那只不过是“戊戌以来”思想混乱，人们胡诌出来的；“朕”与皇太后在政见方面也从无什么分岐，娘儿俩一直是一个心眼儿，这也是“臣民共见”的嘛。因此，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什么“维新”呀、“守旧（顽固）”呀的字眼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谎言都是出于煌煌《上谕》，是以皇上的名义，瞪着眼睛
对天下臣民说的。这真像一部电视剧里唱的那样：“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
是也不是”。谁说不是呢？
我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支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籍为
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族相往来，毫无实际；人才以下格相限制，而渐
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学、制造、
械器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
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
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
、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
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
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巳见，通限两个月详悉
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这是《变法上谕》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值得细读。其中“我中国之弊…
…”，文牍主义，压制人才，私、例之害，只学“西艺之皮毛”而未及“西政之本源”等论
点，都很中肯。特别是“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短短16个字，把变
法提到了原则高度，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可贵。可见“老
佛爷”心里还是不糊涂的。
至于实施变法的步骤，《上谕》指出，要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以
便集思广益。然后“由朕上禀慈谟，斟酌至善，切实执行”。倒底该变什么，怎么变，完全
由“老佛爷”一个人定夺，这才是丝毫不能马虎的要害所在。不过，最最重要、最最精彩、
最最值得玩味的。还是关于“西政之本源”、“西人富强之始基”的表述；原来洋人那一套
玩意儿不是别的，而正是“我往圣之遗训”！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上谕）第一句话就是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呀！这就叫万变不离其宗，或以不变应万变！
自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
生之浅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
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论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
通变达权。务望精详，以俟甄择。
惟是有治法，尤贵得其人。苟得其人，法敝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
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文牵义为率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
皆坐底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一不治之疾。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终；欲竞其
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
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宣言塞
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肤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上谕》最后部分说的是当前的情况。首先对两宫到达太原（八月十七，9月10日）以
来一般奏折中两种错误倾向提出批评，要求既明辨本末，又通达时务，酌中发论，务求精详
。其次强调变法贵在得人，如果仍旧任用一帮“牵文拘义”、“奉行故事”、随大流、说空
话的官油子，那就还要坏事。最后宣布纪律：在这场“安危强弱全系于斯”的变法中，谁要
是再敢“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那“朕”就可要对他不客气了
；说得十分硬气！--不过，天下臣民是否把这些谎话连篇、没有诚意的空话、套话真正当回事，那才是天晓得。
抄完《上谕》，掩卷三叹。
时间不等人，今天新中国的宏伟业绩远非100年前的人们所敢想象；也还是时间不等人
，今天又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取外国之长，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
师”。细读100年前的这道《变法上谕》（实话与谎言都有，决心与难处参半），似乎也不
宜一概以“废话”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