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结论
综观上举十一节，而《周礼》、《仪礼》二书之时代功效性质，乃可推论。盖使西周时代无此一种制度，纯出于战国或汉代儒家之伪造，则《春秋》内外传所纪，《诗》、《书》所称一切皆无来历。例如《国语》纪陈灵公时事：
《国语·周语》：“定王使单襄公聘放宋。遂假道於陈，以聘於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被，川不梁，野不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蓺，膳宰不致饩，司里不受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周之《秩宫》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效劳，门尹除门，宗祀执祀，司里受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妇。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则皆官正涖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俐君亲监之。”
使非春秋以前，周代固有若干典章，列国皆奉行惟慎，举凡朝聘之仪，官司之守，道路之政，田地之制，皆有详细条文，则单襄公对于陈国之腐败，何必骇怪，而伪造此等言论以讥刺之?若谓列国各行其法，可以因人事而进化，则彼此朝聘，为何时所订之公约，不但春秋时之国家，绝无此等人物，即《诗》、《书》所载诸侯，如鲁伯禽、召、穆公、卫武公、晋文侯、秦非子等，皆无此魄力也。若谓周家立法，随时改进，则夷、厉以降，王朝已衰，更不能创立典章颁行各国矣。周室盛时惟成、康、昭、穆四代，而《左传》称“昭王南征而不反”，《国语》称“穆王征犬戎，荒服者不至”，其时逊于成、康。故谓穆王时绍述周公《职方》之文则可，谓穆王作《职方》则不可也。曰：然则官礼之文，其效也可睹矣。成、康在位五十余年，
《通鑑外纪》：“成王在位三十年，通周公摄政三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
而王道遂微缺，
《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
周公制礼，复何足称?曰：是当以孔子及朱子之言释之。
《礼记·中庸》：“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此如共和政体，行之美国而治，行之墨西哥而乱。良法美意，待人而行，不得以世乱之因全归之于法制也。
《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於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
其行者，已致刑措之效；其不尽行者，遂开后世之衰，是亦无所用其讳饰也。
周之礼教，虽至衰乱之世，亦非全不奉行；观《诗·宾之初筵》之诗可见：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酉寿}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龠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无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弃之俄，屡舞搓搓。既碎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渭伐德。饮洒孔嘉，维其令仪。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减，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大怠。匪言勿由，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三爵不识，矧取多又。”
此诗，《小序》以为幽王时卫武公刺时之诗。即谓《小序》不可信，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之作，以《诗》之次序论，在《节南山》、《谷风》诸什之后、《鱼藻》诸什之先，其为西周衰乱之时之诗无疑也。观其初筵，实即燕射之礼；宾之威仪温恭，颇守礼法。至于既醉之后，侧弁屡舞，则为衰世之风。然立监位史，仍与燕礼、乡射礼之立司正相合；三爵献酬，亦同于礼。足知昭、穆以降，并非举先代所制之礼，一概废弃，惟行之不合于礼意，则诗人从而刺之。当时诗人娴于礼教，又可因此而见矣。
近世西人，多有研究《周礼》者，法人俾优Edouard Constant Biot(1803—1850)曾以法文译之(Le Tcheou—1i，trad．du chinois)52，德人夏德Friedrich Hirth所著《支那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多称引其说。如曰：
“《周礼》为周代文化生活最重的典据，亦为后代之向导，对于为政家之模范，永受世人之尊重，殆无可疑。其于国民之教养，实居重大的位置。世界之书籍中，罕见其匹儔。且其关于公共生活及社会生活，详细说明，与陶冶后代之国民，具有非常之势力。因袭之久，世人因此详细之规定，殊不能任意而行，社会万般之生活，无论一言一行，无不依其仪式。俾优氏以为此等详细的规矩，其主要之目的，惟在使人除去公私之生活上放纵粗野之行动，使肉体与道德共具有一定不变之性格，更放其上筑成一不变易状态之政府焉。俾优氏此言，不可谓非卓识。支那王朝虽屡变更，彼等支那人，自《周礼》之时代至放现今，对放此种仪式因袭的尊敬之结果，至於使支那与支那人，国家与国民，均具有巩固不变之性质云。”
虽其观察吾国政教礼俗，未能得其真际，而谓《周礼》为陶冶后代国民性之具，亦不可谓无见也。
52 一八五一年巴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