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3年之间，太平军长驱猛进，攻克南京，建都立国，旋即北伐西征，进逼北京，驰骋江南各省，各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汇成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声势震惊中外，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至今一直是中外史家的重要研究热点。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史学家辛勤耕耘，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青年学者接踵跟上，推出更多研究成果，呈现空前繁荣的研究局面。
可是，洪流之中难免掺杂泥沙。一些陈旧的谬误居然被改头换面，贴上新产品的标签，招摇上市，使人瞠目吃惊，不能不辨析一番。
比较注目的“新观点”是“破坏说”。
有论者提出，太平天国只造成破坏，不会建设，不如曾国藩等人颇有作为。
其实，这首先是清朝官方及其文人的宣传。在他们笔下，太平军是一群烧杀劫掠的盗匪，而清军（包括湘军）则是“剿匪平乱”、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定生活的救星。
当时的外国侵略者也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不时发出刺耳的诅咒。英国在上海的舆论喉舌《北华捷报》于1862年1月4日发表一篇军情综述，恶狠狠地说：“太平革命是一场血污的运动。……它不是反清的革命，而只是反对一切安乐的、富有的以及和平的人民的血腥的‘十字军’。……谁能说尽太平军给中国社会和物质繁荣所带来的痛苦与破坏？他们所造成的损失真是无法计算的！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
如今，“新观点”的炮制者不过重复了《北华捷报》和清朝官方的陈词滥调，只是隐晦曲折一些。其实，当时就有人不信邪。一位英国传教士卢卫廉就亲自到天京考察了太平天国占领区。他说：“关于叛军情况及叛军性格的可怕记述，早就使我急欲访问南京，亲自去观察一下这些记述究竟具有多少真实性。”1863年春，他深入南京城内外调查。事后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日报》编辑，拆穿了《北华捷报》的无耻谰言。他写道：“南京城外商业兴旺。古老的城垣里面，田地耕种良好，四乡也一样。小麦、大麦、大豆均极富饶。城内的居民，生活显然较扬子江沿岸诸城的居民生活优裕。新的商店和优美的房屋正在建筑中。居民一般衣着良好。妇女们来来往往从事于南方妇女所做的日常工作，老人们则带领孙儿玩耍，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全都受到了尊敬和友好的接待。”须知，这正值太平天国危急时期，湘军已经在雨花台扎营，不时进犯天京。居然是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生动体现了太平天国的治理和建设国家的能力。
恩格斯曾撰写《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目的在于“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示于德国农民之前”。他指出，这些农民英雄“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我们正是怀着这一愿望来评判太平天国运动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社会底层的卑贱者发起的一次对现存腐朽的封建社会的正义挑战。他们不仅要破坏不公正的旧世界，而且力图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洪秀全等试图摆脱改朝换代的陈旧模式，对现实社会实施剧烈的变革。为此，他们设计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施政纲领。前者主张废除两千年以来的土地和财产的私有制，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后者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邦法”，移植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设近代化的强国，“与番人并雄”。
与以前的农民起义相比，太平天国无疑居于最高峰；与同时代的清朝洋务派相比，太平天国的第一个近代化纲领，使曾国藩之流望尘莫及。曾氏幕僚赵烈文承认《资政新篇》“颇有见识”，能变通运用西法，“亦未可抹杀”，感慨“贼中不为无人”。第一位留美的中国人容闳与洪仁玕多有交往，认为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从而视为通晓西学的知音。洪秀全虽然不了解西学，但“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而且批准刻颁《资政新篇》。这与盲目排外的咸丰帝构成鲜明反差。
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太平天国领袖也比清朝统治者开放。拜上帝教就是引进基督教加以改造的产物，《圣经》被官方列为宗教经典，是经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取代儒学的四书五经。洪秀全等热情欢迎外国传教士访问交流，允许他们布道宣传福音，甚至与他们研讨教义，汲取不少基督教文化。这与清廷对基督教的严峻政策正相反对。实质上，基督教与拜上帝教在文化主层次上并不存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为此西方传教士竭力说服洪秀全改变拜上帝教义，使太平天国基督教化，但遭到抵制。洪秀全多次与传教士论辩，甚至批注《圣经》，捍卫拜上帝教的教义，因此，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反孔非儒，引进基督教而揭举卫道大旗，以重建封建理学、排斥西方文化为己任；西方传教士则因拜上帝教的“异端倾向”而恼怒不已，不少人转而反对和攻击太平天国，说洪秀全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企图使太平天国基督教化恰恰是以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的。如今却装扮一副卫道的面孔，反噬洪秀全，实在令人恶心。
太平天国在“师夷长技”上也走在前列。将帅们早就发现洋枪洋炮威力，多方求购西方武器，延揽洋人采购*，培训将士，参与军事。洪仁玕主张打下上海后，购买轮船，组建近代水师，以夺取长江水面优势。李秀成与中外联军对峙，“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1863年8月，他缴获了轮船“高桥号”，立即下令抽调将士教练“西兵之法”。苏州驻军1／4将士“佩带步枪与来福枪”，还设置专事修理西方武器的“洋枪官”。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韦俊等将帅都组建直属的洋枪队，配置大批洋枪洋炮。因此，我们在考察洋务运动源头时，不能抹煞与忽视太平天国的社会实践。可以预测，太平天国如果取得胜利，必然面临“防鬼反为先”的反侵略任务，一定会倾力投入近代化国防和生产建设，在变革深度和广度上可能比洋务运动更胜一筹，《资政新篇》的构想当可部分付诸实施。近代化变革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新的时代潮流，一切有识之士都必然顺应潮流，推动变革。我们不能不承认，太平天国领袖的近代化思潮发端远比号称“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早，他们的设计和实践一直为后来的变革者为之倾倒。
这些鲜明的史实是“破坏说”无法辩解的。可以预期，如果不是中外联军的进犯，长江三角洲的繁荣稳定将会保持与发展。可是，当这片富饶的基地陷落后，立即被联军的炮火和劫掠化为废墟。凡是严谨求实的学者都不会轻信清朝官方和外国侵略者的谣言，把江南经济破坏的罪责归结于正义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不仅面对近代化的主题，还触及近代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主题。
外国列强利用内战，趁火打劫，向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实行外交讹诈或军事威胁，以攫取更多侵略权益。1862年以前，列强致力调整和清廷关系，不惜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逼使清廷就范，签署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61年11月，清廷发生辛酉政变，中枢权力重组，慈禧——奕集团执政，改变闭关政策，“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才得以正式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期，列强标榜“中立政策”，实际上视太平天国为叛乱政权，回避正式承认。但却遣使出访天京，企图迫促太平天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贸易．太平天国尽管缺乏近代外交经验，也出现某些外交失误，但却拒不接受不平等条约，主张在平定全国后，与外国签订条约，确定“立埠之事”。并明确宣示，太平天国实施贸易开放政策，“万国皆通商”，“但通商者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主要指鸦片——引者）为禁”。在开放同时，又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显然具有近代外交的内容。这与清廷一味闭关拒夷的外交政策形成明显反差。
当外国侵略军悍然干涉内战时，太平天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反侵略战争在上海、宁波展开。太平军浴血奋战，保卫疆土，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军。李鸿章哀叹：“逆焰大张，西兵为贼所慑，从此不肯出击”。左宗棠也承认，“夷兵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太平天国将士面临中外联军的猖狂进犯，没有清廷的奴颜媚骨，而是作英勇的民族抗争，谱写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壮烈篇章。
可见，外国列强干涉太平天国革命，是它们在1862年后的既定政策，不管太平天国如何“不首先启衅”。如何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及贸易活动，甚至作出某些重大外交让步，都无法改变侵略者的干涉政策。有些学者把列强干涉归结为太平天国外交失误，显然不符史实。1862年，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就指示英国驻华公使，派遣英军、“与法军及清政府军队合作，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上海四周的乡村。”公使普鲁斯则供称：“我们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动机。”在侵略者枪炮威胁下，太平天国究竟选择什么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太平天国“外交失误”招致列强干涉，恰恰相反，而是列强无耻凶悍的武装干涉引发太平天国的反侵略战争．这些学者不去谴责和揭露在中国领土上武装侵略的英法联军，却去批评反击侵略者的爱国将士，无论在逻辑上，或者情理上，都难以成立。
我们并不否认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严重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洪秀全等不可能超越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现存的社会文化传统，超越和空想不仅不能建设崭新的天国大厦，而且会阻碍正常和渐进的社会变革的展开，最终必然返回符合现存社会结构所规定的举措和观念形态．太平天国绝对平均主义城市政策的废止就是明证。
就主观层面而言，洪秀全等也出现许多严重失误。他们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缺乏清醒的客观估计，过高地估量自己的实力，把清军视为即将消灭的“残妖”，以*与宗教宣传代替了严谨细密的力量分析，在重大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改造的决策上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失去了争取多数、壮大自己和孤立清朝的有利条件．尤其在大敌当前时，领导集团内耗不断，甚至公开杀戮，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导致天国内部的瓦解和衰微，更使清朝获得改变力量对比的可乘之机。这些失误虽然可以简单归结为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体现，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领袖们的必然共性，因此，我们不排除太平天国取代清朝、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性。但是，它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镇压（这是1862年后出现的），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落。这正体现出事物矛盾转化中的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1991年0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