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上台后，局势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每况愈下，所以，国民党内的官员们讽刺说：“阎院长在施政演讲时所说的扭转时局，大概首先就是扭住李代总统转向蒋先生。”
阎出任行政院长之初，倒是励精图治，颇有一番抱负，但面对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互相倾轧，他也感到无能为力。阎多年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他在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时，尚有部分国民党军事力量残留在大陆，他们是盘踞在中南、西南的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胡宗南集团。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计划是，让白崇禧驻守湖南南部，力图阻止解放军进攻两广；胡宗南驻守秦岭，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如果这两边的防线被突破，就撤入川、桂，负隅顽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毛泽东显然已看出了国民党的这一着棋，制订了“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计划，命令二野、四野及一野一部，在南方各游击队的配合下，向中南、西南纵深进攻，再回过头来消灭国民党残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白崇禧的部队还没有见到解放军的影子，就望风而逃。
10月12日，解放军逼近广州。李宗仁宣布“政府”迁往重庆办公。14日，广州解放。
11月2日，川东形势告急。解放军向西挺进，很快逼近重庆。李宗仁因不满蒋介石，跑到桂林老家养病去了。重庆只剩下阎锡山苦撑局面。此时的阎锡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害怕自己成了替罪羊，担当国民党垮台的罪责，多次电请蒋介石与李宗仁“即日来渝，共挽危局”。
在阎锡山的接连电请下，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湾飞重庆。蒋一下飞机，就让人给李宗仁发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共商全局”。李宗仁不接电报则罢，一接电报就飞到南宁，跑得离重庆更远了。在南宁没待几天，李宗仁又飞抵香港，住进了太和医院，并发表声明：治病期间，军政事宜，由阎院长负责。
李宗仁远走香港，蒋介石暗自高兴。但李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又使蒋介石非常恼火。毕竟，他现在只是国民党的总裁，从“法统”上讲，只能管理党务，而无权过问政事。这使得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事到这个地步，蒋介石也顾不得什么法统不法统了，到重庆后，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每天从早到晚会见党政要员，召开大会小会，商讨如何挽回败局的方针策略。 蒋介石在重庆忙乎了几天，最终也没有拿出阻止解放军南下西进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