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国与一衣带水的日本都兴起了一场维新运动。近代史学家把中国的这次改革运动叫做“洋务运动”，把日本的这次改革运动叫做“明治维新”。它们都是一场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欲使国家走向世界，实现工业近代化，以发展经济、求富求强的变革运动。所不同的是，经过这场变革运动，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近代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国，而中国却没能使经济走向近代化，没能使这古老的中华民族起飞。其中原因，值得后人深思，特作比较，以资参考。
一、两国国情相似、背景相同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国和日本又化传统相同，都属于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东方文化，社会、*制度基本相似，都是封建专制国家，封闭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同，同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封建经济；民族命运也极相似，同遭西方殖民势力侵略。
1．中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是自汉以后都独尊儒学、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
日本早在中国隋唐时代，就曾派大量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到九世纪末，日本派遣唐使达19次之多。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把唐朝的行政制度、典籍文献、文学艺术、医药、法律以及建筑、服饰、度量衡等传入日本．许多留学生回去充任要职，著名大和尚长冈回日后仿照唐律制订日本法令。日人吉备真和空海等人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出至今还在通用的两种日文字母片假名（正楷体）与平假名（草书体）。1868年日本天皇睦仁改年号为明治，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可见日本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之深。
2．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到清代，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满清皇室和王族以及有军功的贵族、大臣占有大片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广大贫雇农租种土地，一般要交50—60％的地租，肥田肥土地租高至70—80％，此外，还要担负各种徭役。这种封建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进行扩大再生产。贵族、地主阶级获取了农民绝大部分劳动成果，并不用于生产，而是用于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这就使社会生产力长期不能迅速发展。
这个时期，在日本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是日本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日本封建领主的地租租额也高达70％到80％，甚至还提前征收1—2年的地租，不少农民因抵押土地到期无力偿还而破产。由于农民遭受惨重剥削，生活极端贫困，无力养育子女，杀婴、堕胎等事经常发生。农村人口日益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3．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贵族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便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日益黑暗，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贵族、官僚、地主利用他们的封建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农民大众的生活更加恶化。十九世纪初年爆发的农民起义，遍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历时九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暴席卷中国。
同时期的日本，由于农民日益穷困，加上灾荒饥饿连年发生，迫使农民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从1785年至明治维新前夕，80年间共爆发了1，009次农民起义。特别是1836年（天保七年）日本大饥，米价飞涨，遍地饿殍，而高官豪富仍骄奢*逸。
4．当时中日两国都同样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是在鸦片战争战败后被打开的，日本所执行的“锁国”政策，也是在西方炮舰威胁下被迫开放的。西方强国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沙皇俄国趁太平天国革命及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际，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30万方英里地区。西方此时也强迫日本订立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1842年日本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也向西方妥协；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放门户。1866年，西方国家又强迫幕府降低税率，以便其倾销商品。
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二、两国变革的领导者、变革理论及措施
1．中日两国的洋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在中国，满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时，朝廷中部分有识之士深感到必须采取自救措施，才能摆脱困境。于是由咸丰时封的恭亲王奕、同治时的军机大臣文祥，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廷官员所领导和发起了一场洋务运动。清代中叶，也曾出现了一些主张变革的思想家和倡议变革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治》，有咸丰二年（1852）100卷刻本，此书主要叙述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反对恪守祖训，公开倡言“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他认为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国家的制度、政策、法令，也应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相应地进行改革。魏源大声疾呼“兴革”、“师夷”。恭亲王奕等人一方面从魏源的著作中得到启示，一方面从英法联军的经验中认识到：西洋的兵器和练兵方法远在中国之上，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清廷自强的可行办法。当时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目睹西洋的坚船利炮，因而肯定惟有学习西洋的科学机械技术然后能生存。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已经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革的快。李鸿章还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主张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
日本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开展的。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明治政府中的参政福冈孝弟、辅相三条实美、副总裁岩仓具视、大参事板垣、会计官知事由利公正等阁员领导，在从1868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日本在当时也出版了中国魏源著《海国图治》，采取了既“兴革”又“师夷”的一些措施。
2．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洋务派着手向外国购买枪炮船舰，采用新法操练军队，陆续兴办造炮制船的军用企业。在这之后，为了适应这些企业的需要，又扩大到兴办诸厂矿、铁路、航运、电报等民用企业，还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的主要事业有：咸丰十一年（1861）奕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于天津训练新军。设立同文馆（外语学院）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托总税司赫德（英人）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同治二年（1863）至十一年，李鸿章设外语学校于上海，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又设轮船招商局；曾国藩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局。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留学。光绪元年（1875）至十四年，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派军官赴德学陆军、派船政学生赴英学造船及驾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在各地设电报局，请修铁道，以发展交通，设开平矿务局，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以之挽回权利，增加收入；设天津武备学堂，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立北洋海军……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以后，除了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外，对旧有的封建制度，也采取若干重大改革。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主要内容为：一、广兴会议（指向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学习），万事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指以*才干发展经济）；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有陋习（指放弃原来排外思想，加强与外国往来）；五、求知识于世界（指向外国学习）。同时颁布了“政体书”，仿照近代西方国家体制，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办法。强调世论公议和公选官吏。明治政府根据这些文件，博采众议，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封建*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主要有：
一、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二、废除封建特权，取消诸侯公卿称号，解除束缚平民的一切法规，做到“四民（士农工商）平等”，一概禁止根据世袭制度而享受的免税特权，以增加财政收入；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殊身份；使平民百姓获得人身、就业、居住、婚姻、穿戴的自由；三、改革土地制度，允许有土地买卖、占有和耕种的自由；允许农民离开农村，改就工商业，给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四、在国际上打破锁国束缚，把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改为允许人民自由经营，百姓可以自由出国从事国际贸易，加速经济发展；五、废除侵犯私人财产的名目繁多的充公权，保护私有财产，欢迎本国人民和外国公民对日本企业进行投资；六、重视智力开发，政府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也鼓励私人集资办学。到1898年，日本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为当时世界各国最高水平；七、兴办开矿、筑铁路、建工厂等各种实业；八、大量派遣留学生、聘用外籍专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发展近代工业奠定技术基础。
到了1889年以留英学生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内阁，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订的明治宪法，规定由公选议员组成众议院，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宣传天赋人权，推动民权运动，便更将明治维新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三、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尽管中日两国曾经同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跑线上，都进行了旨在发展工业和经济的维新，但结果却完全不同，日本的国力、经济力全面上升，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经济却未能起飞，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是他们首先向西方民主*学习，通过议会公决，采取了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束缚的改革措施，充分运用国家法律手段，颁布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令，以保护新兴企业和资助弱小的民族工商业；改造了封建的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经济的进步，使*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正当日本学习西方搞君主立宪，采取民选官吏、公举议员，对国家管理官员实行选贤任能之时，中国的国家命运仍掌握在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不学无术的慈禧太后手上。纵有饱读经书如曾国藩之流的朝臣，也只不过是个奴才，只能谨小慎微、惟命是从地作官，他们要维护封建朝廷的既得利益，如何能使中国跻身于近代文明世界的行列。
中国的洋务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在于领导运动者本身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彻底，伯民主*危害他们享有的特权；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体制不容许他们彻底。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向经济制度和*制度方面的变革。这是他们封建阶级的属性所决定的。领导运动的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必须竭力效忠皇室。同时在他们思想上，认为中国封建的*制度和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不可动摇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的专制制度，是确保其政权的最佳制度，封建传统是中国的国情，中国封建文化源远流长，无须学西洋的。他们只热心于发展军事工业；只是利用西洋的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来强化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求统治稳定。洋务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限于“船坚炮利”这一方面，只实行枝节的改革。洋务派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单独把军事工业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许多奇特现象、产生种种困难，诸如经费来源、原料、运输困难，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混乱等等。军事工业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生产的*，只能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不能御侮。
他们当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实际上是为了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模式，维护清朝的专制制度不变。根本就不敢也不愿触犯封建主义的*体制。西方近代民主*更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虽然客观上引进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却又要先进的生产力去适应没落的封建制度，这便使生产力和制度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抗。这些官办军事工业不生产商品，产品由封建政府分配调拨，不计成本，不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经费由国库支付，企业自身没有盈亏问题；采取封建管理制度，由政府任命一大批封建官僚，纨绔子弟纷纷进入充职，使近代企业像个大衙门，成为封建官府工业。
洋务派近代企业内部的严重封建性，大大妨碍了对所植入的西方近代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例如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钱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致使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购进过一只新船。若在近代民主*制度之下，国家大事要由议会公决，受人民监督，这种事情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由于这种种原因，结果，清朝洋务运动虽然密锣紧鼓地搞了几十年，也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工业，机械工业……然而由于在管理体制上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获利者是各业各局的封建官员。他们把到军事工业部门去当官认为是谋到了一个“肥缺”，封建大员及其子弟拼命往里挤。向洋人购进机器时大吃回扣，乘机贪污受贿，从中渔利。清政府在办军事工业方面化了大笔经费，这大笔经费成了从皇室到各级官吏贪污中饱的目标。这样便徒使从人民手中搜刮来的千万两银元尽付东流。甲午战败，洋务派经营的近代企业，便大部宣告停业和破产。
很明显，正是由于清廷洋务派不敢变革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技术和设备，只是局限于徒有皮毛的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回避*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本文参考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刘志功著《日本的历史与现状》、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500年比较》、李沛诚著《中国历代改革者》、智建中主编《中国近百年史》、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写成。）
（资料来源：《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