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但许多人都持否定态度，有的认为洋务运动失败了，破产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即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破产等等。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现将我们的一些看法提出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以实现中国军事近代化和经济近代化为主要目标而开展的一场历史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在军事上创办了24家规模不等的近代军工企业，建立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等三支新式海军，基本上实现了以洋枪洋炮武装清军的目标，也先后开办了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为代表的29家民用工矿企业。
当然，在30年的时间之内，全国仅创办了这么几家工厂企业，照现在看来显然是不足道的。不过，我们必须明了洋务派创办这些工厂企业时的基础条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机器工业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之上，经过工业革命过程而建立起来的，中间经过了百余年时间。而当时清朝与西方正式交通才20余年，洋务运动是在自然经济还没有完全解体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这本身就具有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创举。
当然，中国早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不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十分薄弱，只是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个别地区，如苏洲、杭州、南京等地；以及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个别手工业部门，如丝绸等行业、整个国家仍是一片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资本主义萌芽只不过是这片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而已，力量十分脆弱。所以从明朝中期开始到清代中期，经历了二三百年时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没有得到较大发展，其生产规模十分狭小的手工作坊，鸦片战争以后，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摧残，也大都凋零败落。可见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为大工业的兴起准备多少条件。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的商品倾销，中国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解体，照理这为大工业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中国的自然经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生长发育，生命力顽强，内部结构牢固，对西方的商品倾销进行了顽强的抵制。虽然在鸦片战争后的二三年内，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有所增加，输出值从1843年的145．6万镑上升到1845年的239万多镑，但从1846年以后，又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都停留在150万镑上下，以致英国的对华贸易“最后形成亏本生意”，一般都亏本35％至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2页>所以马克思说：“1842年的条约（即《南京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方面，没有丝毫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4页>“1843年的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2页>“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整个说来都没有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24页>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下子便全部解体了，而只是在东南沿海的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解体。实际上整个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洋务运动就是在当时中国自然经济刚开始解体而又不很充分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而且即使是在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地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也仍然是小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相结合的王国，特别是广大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自然经济的残余形态，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力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可见，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为洋务运动大机器工业所奠定的社会基础是十分薄弱的。
再说，洋务派虽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地方实力派，但毕竟不是最高统治者，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权力之内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大机器工业和洋枪洋炮。由于他们本身*地位和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因而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没有也无法在*体制上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当然，经济是基础，*体制是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旧的*体制必然阻挠和妨碍新的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并且，这些洋务派代表，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张之洞等，他们都没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皆从科目进身，并未读洋书，习洋技”，<《洋务运动》（一）第129页>不懂技术，缺乏经验，只是在抵抗外国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西方的富强，而刻意仿效。正如奕所说：“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页>当时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的过程，不仅洋务派本身不懂技术，缺乏经验，整个社会都缺乏大工业所必须的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人才。
自然，自己不懂技术，缺乏经验，可以聘用“洋匠”，洋务派也的确聘用了一些“洋匠”，可是，当时清朝刚刚对外开放，迟迟才向国外派驻使节，中外经济关系还不密切，不了解西方的科技信息。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还十分落后，亦无真正的外国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材到中国来，无法从西方直接雇聘科技和管理人材，只能在中国就地雇聘“洋匠”。当时来到中国的只是一些商人、传教士、外国驻华使节、各海关的税务司和外国派遣军的现役军官。不用说，这些人中几乎没有真正的科技和管理行家，且大都是侵华分子。如金陵制造局的顾问马格里，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派遣军第99联队的军医，福州般政局的正监督日意格原是江汉关的税务司，副监督德克卑为法国的海军上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侵华分子，天津机器局的英国顾问密妥士为英国商人，曾任美国和丹麦的驻华领事。且不说他们大多是侵华分子，也都不是技术行家，正如当时总理衙门批评福州船政局所指出的，“当初雇募洋人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洋务运动》（五）第247页>甲午战争以后也有人批评洋务派：“中国所延洋匠，未必通材，往往仅晓粗工，不知精诣，袭迹象而遣神明。”<《戊戌变法》（二）第282页>这就影响了洋务运动的成效。
加上当时风气未开，许多士大夫阶层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认为“立国之本，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页>对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他们总是“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但“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戊戌变法》（一）第231页>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们说：“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节气，鄙弃洋务而不屑道。”<《洋务运动》（一）第156页>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巧*技。”这些人有的为清廷要员（如倭仁），具有相当权力，还有许多为词谏台垣，掌握了舆论阵地。他们上下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竭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开展。1888年，李鸿章提议修筑津通铁路，即遭到包括尚书、侍郎在内的数十名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说：“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经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船户以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洋务运动》（六）第200页>并斥责李鸿章是“不恤津通数百里内失业之穷黎，而专庇此病国奸商害民之蠹”。<《洋务运动》（一）第254页>由于当时社会心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抵制力量，以至李鸿章不得不撤销了修筑津通铁路的原议。
不仅这些深受传统教育的士大夫阶层竭力反对，就是一般的普通群众，在封建传统思想影响下，也大多采取盲目的排外态度，不能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区分开来，而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作西方侵略的具体表现，把自身的贫穷落后视为西方侵略的结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的结果。因此，他们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反对西方科技的传播，反对洋务派创办的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广大群众还提倡“拆铁道，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8页>的口号。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开创了近代大机器工业，可见其步履之艰难，自然也难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时，向英国购买熔铁高炉，不听英方技术人员先验铁砂再购机炉的劝告，认为“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先必觅煤铁而后购机炉？”<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468页>结果购回的三座炼钢炉，有两座酸性转炉不适合冶炼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的铁矿石，最后“费千回百折之力”，炼制的钢轨不合规格，“万不能用。盖因含磷太多，易脆裂也。”<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469页>其他各洋务工厂企业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也不能一概否定这些洋务工厂企业，以为这些工厂企业都失败了。即以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家，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军事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来说，该厂生产的*遍及全国各军，“创造新式枪炮，与西洋最精之器无异”。<《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7卷第3页>从1891—1904年，自行炼钢达1763万多磅，<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48页>组织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到1879年已有98种253本，已出售31111部83451本，<（英）傅兰雅《译书事略》第11页>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再以福州船政局来说，这是中国近代自己创办的最大的一家船舶修造厂，从1869年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到1874年即已造船15艘，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44页>中国近代三支新式海军（北洋舰队、南洋水师、福建水师）的60余艘军舰中，有27艘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08、111、113页表>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起了积极作用。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不仅组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将领的骨干，也奠定了中国近代造船技术力量的基础，即使是被许多人訾议的汉阳铁厂，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钢厂，也是远东第一家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其建成投产的一年中，生产钢铁制品即达8860吨，其中该厂自身用去3870吨，湖北枪炮厂用去300余吨，外售1000余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08、111、113页表>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等等。
因此，我们认为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工业近代化和国防近代化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二
目前史学界虽然也有不少学者承认洋务运动在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和国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却很少承认洋务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至多只是同意洋务派在创办新式学校，翻译西方的科技书籍和历史*书籍。在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学说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我们认为仅仅这些，洋务派自身的思想也在不断向前发展，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和深化。即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李鸿章来说，开始他认为“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第39页>因此，他认为中国只需要学习外国的“利器”和“制器之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至于政教文物，则毋需学习。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他对西方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除了拥有先进的武器洋枪洋炮以外，还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因此，他认为必须“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3卷第25页>他开始领悟到“富”的重要性，“富”是“强”的基础，求“强”必先求“富”。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他的主持之下，继军事工业之外，又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并从单一的官办形式逐步发展到“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同时，随着洋务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李鸿章也逐渐认识到，仅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而无*方面的改革，则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很难开展，亦很少成效，必须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同时，进行*方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洋务运动的预期效果，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为此，李鸿章曾多次与同僚朋辈言及*变革的问题，要求改变“祖宗之成法”。他说：“办洋务制洋务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洋务运动》（一）第52页>能自强则先变法与用人”，<《洋务运动》（一）第268页>“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5卷第41页>“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洋务运动》（一）第268页>这实际上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最早萌发，其他各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如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经过洋务运动的切身体验，也都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和要求。左宗棠说：“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洋务运动》（一）第19页>沈葆祯也认为“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政”<《洋务运动》（一）第182页>
自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的这些思想尚不明确。他们所要改变的是哪些“祖宗之成法”，都没有说明，更没有也不可能推动清廷去实行这些“变法”，只是表达了他们要求*变革的朦胧想法。那么，随后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台湾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和另一名洋务派官僚邓华熙等，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变法和设立议院的主张。
1884年，张树声在临终前给清廷的遗折中指出：“西人立国，……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转引自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举办了二十项洋务工厂企业，使台湾成为当时洋务工厂企业最多的一个行省。他在开展洋务活动的同时，也提出了“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刘壮肃公奏议·谟议略序二》>的主张。另一名洋务派官僚邓华熙则进而指出：“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才，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转引自郑观应《盛世危言》卷首>
以往人们在论及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时，总是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为代表。诚然，他们都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但是，不可忽视在他们之前或同时，一些洋务派人物如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郭嵩焘、张树声、刘铭传，邓华熙等人，已经对变法问题有所议论，有些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他们中有些主张已接近于或达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水平，如张树声、刘铭传、邓华熙的思想主张。
而且，即使是王韬、薛福成等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中除王韬、何启、胡礼垣等因长期居住香港、上海、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较深，与太平天国后期领袖洪仁玕一样，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主张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而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曾长期参与洋务运动，其本身就是洋务派人物。薛福成早年人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参与各种洋务活动。马建忠早年也参与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后为李鸿章办洋务，历任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郑观应则先后为李鸿章、张之洞经营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他们的变法思想与他们的洋务活动不无关系，由于参与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得以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加深了对西方的认识，并经受了洋务运动的切身体验，遂对清朝封建专制的*体制产生了一系列改革思想。
以往人们都把洋务派的思想视为“中体西用”。其实这只是洋务派早期的或一部分人的思想，不是洋务派的全部思想，早期他们幻想通过经济近代化和国防近代化来巩固维持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虽然仍旧忠于清朝，但大都希望清朝在*体制上进行一些改革，不要“狃于祖宗之成法，”开始撞击着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实际上，洋务运动前期，是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进一步以挥；后期则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和资料。一般说来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三
关于洋务运动是否失败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作具体分析。如果从“自强救国”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方面来看，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洋务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使清朝很快地富强起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清朝这时已经彻底腐败，积贫积弱已达极点，如果不在*制度上进行重大的和彻底的变革，仅仅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作些近代化的点缀，办几个近代大机器工厂，搞一些洋枪洋炮和轮船军舰以武装清军，是不可能强盛起来的，而且，如果不在*体制上进行必要的变革，就连经济上的近代化和国防上的近代化也不能搞好。事实也正是如此。洋务派创办的各工厂企业都办得不尽人意，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就停止了建设，将大量的海军军费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以致原来远远超过日本海军实力的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反而远远落后于日本海军了。在旧中国，如果不在*制度上进行彻底的变革，不独洋务运动挽救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一切其他的运动包括后来*上的戊戌变法和军事上的辛亥革命，都不能胜利，即使有时偶尔胜利了，也终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如在中法战争中清朝不败而败，在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之后，仍然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和约》，就是一个明证。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
这样，洋务运动是不是毫无历史意义，没有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了？也不尽然，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没有失败，也没有破产。因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落后的中国已不可能再深闭固拒，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旦解体，也不能复活回到自然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只能向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虽然很慢，但却象滔滔江水归大海一样，永不复回。
有人把中日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破产的重要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本不是洋务运动自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于清朝*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造成的。由于清朝*制度的腐朽，形成了妥协避战的外交政策，束缚了广大群众和爱国将领与广大官兵的手脚，使他们蕴藏的巨大战斗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也由于经济技术的落后，造成了中日两国力量的悬殊，即以当时两国交战的海军力量而言，清朝战的北洋舰队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总吨位约5万吨，而日本拥有大小舰艇66艘，总吨位7．2万多吨，远远超过北洋海军。而且，北洋海军的装备也远远落后于日本，北洋舰队主要战舰的平均功率要比日本舰队小1885马力，平均时速要慢一海里，平均舰龄则高2年，火力装备则更落后于日舰。<戚其章《北洋舰队》第70页>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制度的腐败。
因此，我们不能把甲午战争的失败等同与洋务运动的失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洋务运动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甲午战争后已经结束了。
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中国虽然有了大机器工业和新式国防，但经济技术仍很落后，1895年以后，经济技术落后的矛盾只是暂时得到了缓和，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矛盾仍然存在，所以洋务运动只是作为特定的历史阶段而结束了，但中国人民为谋求经济近代化和国防近代化的奋斗并没有结束。所以在1895年以后，非但原有的洋务工矿企业继续保留，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有许多还办得很有成效。如湖北枪炮厂在20年世纪初扩充以后，“制造日多”<《端忠敏公奏稿》第3卷第52页>“制度宏阔，成效昭然”。<《庸庵尚书奏议》第9卷第18页>福建机器局在1900年扩建后。“所制小口径五响无烟快枪、水力机、垫快炮，与购诸外国者无殊”，而且“该局皆华人，工精费省，为各省所仅见”。<《番禺县续志》第20卷第7页>此外，又办了好多家新的军事工厂，如新疆机器局、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局、北洋机器局等等。至于民用企业和民办工矿企业那就更多。1895——1913年间，全国新办的工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共549家，资本总额达12028．8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民用企业即有85家，资本总额也达3947．6万元。<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637页>比洋务运动时期增加了许多，岂可说洋务运动失败破产了呢？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