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黄埔军校初办时，张治中就进了黄埔，后任黄埔第四期军官团团长，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那时开始就与他共事。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对张治中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对张治中的发言以及“个人感想”，周恩来不能同意，他当场表明了态度。周恩来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
“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和谈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马上对《国内和平协定》进行郑重研究。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多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因此代表团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之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于是国民党代表团决定16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到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