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限制人民出海自由贸易。
由于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阶民矛盾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清廷为维护其统治，对汉人的防范极为森严，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康熙五十九年720年〉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宫，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雍正九年〈1731年)，为使“盗匪即无人假冒”，又规定：“嗣后商、渔各船照票内舵工水手各年貌项下，将本人宾斗验明添注，均于进口、出口时按名查验，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严申戒律，正在于害怕中国人民在海外聚众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当圣祖获悉“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资银而归”时，即下令“其南洋吕宋、噶喇巴（今爪哇）等处，不许前往贸易”。其实，在当时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海外贸易活动中，海商们在南洋留居与辗转经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却视海外经商的华人为异己，在此可以举个例子，乾隆六年（1741年）时，荷兰人在，荷兰人在爪哇岛的马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肆屠杀海外华商与华侨，此事传到国内，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两广总督庆复之流的谬谬论，认为这些被害的中国商民，乃“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王朝这种防海商如同防盗贼的轻商与抑商政策，和同期欧洲国家的重商与助商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17世纪初期，荷兰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杀了一些英国商民，英国政府随即向荷兰宣战，为商民申雪，并迫使荷兰赔款8.5万英镑并割让一个岛屿。而清政府面对同样性质的事件，却故意示屠杀者以“宽大”，连起码的“惩戒”表示也没有。在这种尽力限制华商出海并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国航海贸易之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限制商品出口。
清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用说那些饮誉遐途的传统商品，即是“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皆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政府大力支持航海贸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场，而且必能在国际关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王朝却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为由，下令沿海各地严禁丝及丝织品出口，规定“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栅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尽入宫。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同年，又规定，因为“绸缎等物总由丝觔所成，自应一体察禁”。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运政策实施五年后，“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其价较前更昂”，于是被迫“开禁”但仍只许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丝及二三蚕丝若干，限额出口，“而头蚕湖丝，绸匹等工页，仍严行查禁”，其绸缎纱罗及丝棉等项，照旧禁止气清廷禁止传统的丝绸出海，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停驾不开”，直接打击了民间航海贸易事业的正常发展。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将深受海外欢迎的茶叶作为禁止出口的货物之一，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偿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掣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
此外，诸如粮食、铁器、硝磺、金银等亦属禁止出口之列。特别是粮食，清廷控制极严，连船员食用也不准多带，每船只能依照人口多少与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为度。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世界性市场形成时期，西方经济学者无不认识到“只要输入王国的商品不超过输出，……显然不会使王国丧失什么”。大量的商品输出，不但可以剌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通过航海贸易直接换回大量金属货币，以增加国内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本来是对发展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美事，然而，对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洪水猛兽的清王朝来说，却是绝对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对出海货种屡颁-，其原委盖出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