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斗争与处理政敌
争夺皇位的胜利者雍正帝，不想放过政敌允禩等人，允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性质有异于康熙朝罢了。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对诸王文武大臣说：“尔等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当皇帝的说这样的话，像是有天下为公之心，其实是被迫无奈，故作姿态，以此威胁众人尊奉他。事实上，不管那个皇子继位，都会因原先政敌的反对而威信一时建立不起来。所以康熙帝死后，统治集团上层的争斗有着削弱清朝政权的危险。雍正帝决定采取清除政敌、改革*等措施，强化君权，树立自己的权威，克服初政的某种危机，巩固政权。
雍正帝对允禩、允禵集团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封允禩为廉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先后让他掌管理藩院、工部事务，又任命允禩的支持者大学士马齐也为总理事务大臣，将允禩党人贝子苏努晋爵贝勒，将其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帝对这个集团的另一些成员则采取严厉的态度，一即位就征召允禵回京，削夺王爵，囚禁于遵化景陵，将允禟驱逐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由年羹尧监视，将允革爵，抄家*。这就使该集团首领分散于各地，联合不到一起，完全丧失东山再起的条件和机会。
雍正帝这样处置政敌恰到好处。虚尊允禩，实则是擒贼先擒王，以安抚该集团首脑，稳定政局。允禵在康熙季年、雍正即位之际*影响力大，号召力强，如若对他尊宠，人人们正可乘机向他靠拢，倒使他势力发展，不好收拾，所以对他以打击为上策。允禟之母宜妃健在，地位原属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雍正帝对其母子不能不防，否则母子联合起来，可能乱政，还是把允禟遣发远地为好。允不是该集团的最核心人物，给他严厉处分，既不会引起事端，倒可杀鸡儆猴，使那些非核心人物有所畏惧而不敢追随允禩、允禵。
允禩集团对雍正帝的当政非常藐视，时刻想推翻他的政权。允禵被召至京，雍正帝要与他亲近，他全不理睬。一次雍正帝训饬他，他表示不服，及至允禩命他下跪，他才听从。允禵的这番表现，显出他不服失败的劲头。允禩被加官晋爵，他的外亲都来祝贺，其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那一天掉脑袋呢！”他们在雍正帝继位合法与否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的大监被发配边疆，沿途称冤，逢人便说，“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他们讲的内容都是涉及继位的大事，如改诏，又如说康熙帝是雍正帝害死的：“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把谋父篡位的罪名，加在雍正帝身上，是最厉害的一招，是欲置于死地。
允禩集团有社会基础，大约因讲仁政，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雍正三年（1725）三月，旗人蔡怀玺跑到景陵允禵囚禁处投送纸条，上写“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希望允禵坐江山，允禟之母宜妃为太后。同年，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洋师，得授韬略，书写“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浙江人欧秀臣将之刊刻，广为传播。他们同情允禩，怨恨雍正帝，可能还要暴动。山西人令狐士义到西大通找允禟，表示“愿附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要联合山、陕兵民，以保允禟。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春天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三月，青海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允禩一伙。四月，对允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千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允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允禩的攻势，迫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允禩等人。至四年，允禟、允禩先后囚禁致死，允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允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彻底垮台。
允禩等人与雍正帝的矛盾，在康熙年间是争夺储位，雍正初则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雍正帝由于占据皇位的绝对有利地位，经过四年的努力，完全战胜了对方。
雍正帝的胜利主要是在-上、组织上击败了政敌，而在思想领域，在舆论上，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他“凌逼弟辈”，惩处诸兄弟是“报复私怨”。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为此上条陈，要求雍正帝“亲骨肉”。当时舆论较强烈，雍正帝不子反驳，只表示那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并不追查造言人，对孙嘉淦还加以鼓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