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政府与商团叛乱
商团私运军火及图谋叛乱的情报很快为广州革命政府所获悉，“哈佛号”到达广州后，孙中山当即下令查扣船上所装全部枪械弹药，此举成为商团蓄谋已久的叛乱导火线。商团分子2000人在其头目陈廉伯、陈恭受的组织指挥下赴大元帅府请愿，并蒙骗与胁迫商民罢市，到8月25日，包扩广州在内整个广东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陆续罢市。大批商团分子更是携带武器，盘踞广州西关，企图以武力相威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与商团叛乱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州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商团叛乱的真相，并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议决采取果断手段解散商团，“派谴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业。”
在此形势下，西方列强进行了干涉。8月28日，各国驻广州领事团向广州政府提出口头警告与抗议，要求广州政府对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负责。而英国似乎走得更远。同日，英国海军派出军舰齐集白鹅潭示威恫吓，并将炮口指向中国炮舰。8月29日，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广州政府递交一封抗议信，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孙中山与广州政府对翟比南的“最后通牒”作出强烈反应。9月1日，孙中山代表广州政府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痛斥英帝国主义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阴谋推翻革命政权。同时，孙中山还向英国的麦克唐纳政府发出公开抗议书，抗议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
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的“最后通牒”被当时的孙中山广州政府视作为英国政府公开庇护与支持商团叛乱的明证，后世史家也大多沿袭这一说法，然而从目前所见有关这一事件的英方档案看，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简单。
翟比南的所做所为并不是奉英国政府的命令行事，而是他个人的擅做主张，事先甚至没有征得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的同意。他的这一举动招致了英驻华公使及外交部的强烈不满。
驻华公使麻克类是在当地报纸刊载孙中山发表的致英国政府的公开信后才得知此事的。看到报纸后，麻克类立即致电翟比南，向他询问报上所登他致信孙中山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是的话，事先为何不征得他的同意。此外，驻香港的英国舰队司令是在谁的授权下发布的命令。
9月5日，翟比南回电麻克类，承认报载内容是准确的，他辩解道，之所以事先没向麻克类请示是因为情况紧急没有时间了。翟比南解释了他给孙中山发信的出台背景：8月28日夜，驻沙面的各国领事接到警告，说孙中山已决定翌日炮轰西关。当夜，各国领事与海军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向广州政府提出警告，随后领事团派出代表向广州政府官员提出了口头抗议。第二天早上，翟比南收到驻香港的英海军舰队司令准备行动的命令，他马上将这一命令的内容通知了广州政府外交部。关于这一招致广州政府激烈反对的命令，翟比南认为，是舰队司令在听取了参加紧急会议的海军官员的描述后自行下达的。翟比南进一步为自己辩解道，之所以采取这一特别举动，是因为将要遭炮击的地方离沙面太近，租借地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麻克类对翟比南的解释非常不满。在9月5日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麻克类指出，他不明白为什么在领事团已提出口头抗议以及孙中山采取威胁行动的迹象尚不明显的时候，翟比南本人和海军当局还要给孙中山发这样的信。麻克类强调，“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明智之举是，即便是发出武力干涉的威胁，也应是列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我们单独行动”。他警告道，采取这样一种过激和鲁莽的行动，将给孙中山和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一个进行猛烈反英宣传的机会，其结果非常不幸。
英国外交部同样对翟比南与海军舰队司令擅做主张的过激行为大为不满。外交部官员在对此事的批示上表示：“我们绝不能发表言论说我们要干涉广州的战事，但是我们可以发出一个警告：我们不允许我们的船只和外国租借地受到威胁”。外交部同意麻克类的看法。在发给麻克类的密电里，外交部表示：“代理总领事的行为是判断失误，他似乎不应该写信，而应该通过非正式的但却明确的方式让孙中山明白，炮击将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外交部建议麻克类对翟比南的错误提出斥责。外交部认为，驻香港的海军舰队司令应受更严厉的斥责，因为是他下令英军单独采取行动的。外交部打算向海军部建议，限制海军军官喜好参与政治事务的倾向，并询问麻克类对此的意见。
遵照外交部指示的精神，麻克类向代理总领事翟比南提出了斥责，指出他的行动过于鲁莽和欠考虑。对于驻香港的英国舰队司令的问题，9月16日，麻克类向外交部提出的建议是：外交大臣应就此事要求英国海军驻中国站司令发布一道命令：“英国政府认为，除非发生象英国的租借地确实遭受攻击这样的极端事件，或是在危险当头时作为保护英国臣民与其他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手段，英国海军采取武力干涉甚或只是威胁动用武力都是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