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部显然很看重麻克类的意见。9月19日，外交部致函海军部，向他们指出，外交大臣认为，驻香港舰队司令的行动是一个不幸事件，英国在华利益所遭受的威胁并未如此紧迫与严重，致使英国海军在未获其他列强军队的合作下单独威胁使用武力。随后外交部将麻克类建议的内容以外交部的名义向海军部正式提出，要求驻中国站司令发布这样一道旨在限制海军自主采取行动权力的命令。
以上可以清楚的看出，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擅自发出的“最后通牒”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相反，翟比南为此还受到了英外交部的训斥，因此以翟比南的所为来判定英国政府支持商团叛乱是不正确的。诸多事实已经表明，英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和支持广州商团叛乱，相反它一直反对介入广东的地方事务，并且劝阻与限制英国军方在华威胁动用武力。英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符合英国的在华利益，是由当时的英国整个对华政策所决定的。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一时期，由于日、美的崛起，英国在华贸易所一直拥有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其对华贸易所占份额直线下跌；在政治方面，从20年代开始，随着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日渐深入人心，中国国内掀起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英国被迫调整其传统的武力干预的对华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华利益。在20年代初叶，英国政府在华采取了一种“静观”政策，其核心内容是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同时不卷入中国的地方纷争；与在华列强协调立场统一采取行动，英国决不单方面挑起争端。从这一政策出发，在对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上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即不承认也不公开反对的态度。英国政府一方面担心孙中山的反帝主张将殃及英国的在华权益，因而对其采取敌视和不承认的态度，但另一方面由于害怕进行干涉将激起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进而危及其在华商业利益，英国政府也反对英国介入地方纠纷。因此从这一立场出发，英国政府不支持广州商团叛乱也就并非偶然了。
然而，英国政府没有支持商团叛乱，并不代表商团叛乱没有英国人的参与，事实上，除翟比南事件外，当时广州政府对英国的指责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那么，外人参与支持商团叛乱的真相如何呢？
三、外人支持参与商团叛乱之谜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商团从海外购买与私运军火，没有外国人的参与和协助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商团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立即下令其驻华官员就此展开调查。8月21日，身临事件发生地的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的翟比南向英国政府首先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调查报告。
在发给驻华公使麻克类的这份绝密报告中，翟比南声称，他拥有权威证据表明，私运军火一案是一个涉案人员广泛的阴谋。在参与私运军火的外人中，翟比南主要提到了英资香港汇丰银行的几位关键人物。按照翟比南的说法，大概在几个月前，身兼商团司令的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向汇丰银行驻广州分行经理唐纳德.福布斯(Donald Forbes)进行游说：如果驱逐在广州城压榨钱财制造混乱的外省军队将会促进贸易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是借助商团武装。然而，由于“对华武器禁运协定”的限制，商团不可能公开购买军火，必须想办法通过走私将军火运进广州。陈廉伯一直对福布斯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后者显然同意将该建议提交给了当时的汇丰银行总裁斯蒂芬(A.G. Stephen)。
翟比南接着分析了汇丰银行之所以支持陈廉伯走私军火计划的原因：“广州的局势已经引起银行当局的严重关注。据说1923年广州市财政以合理与不合理的捐税、军事供俸等名目榨取了不少于一亿元的收入，其中，只有约三千万花在了当地，其余的七千万主要被以滇军为主的外省军队征收，而他们将这笔钱汇往了他们所在的省份，广州的钱财因此很快被榨干了，汇丰银行的储蓄被一笔笔抽空。这显然是诱使斯蒂芬先生赞同与支持陈廉伯计划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无疑是如同华商界所盼望的，他希望结束孙中山政权的过度压榨。”。
汇丰银行对走私军火计划的支持主要是提供金融支持，按5月份接替福布斯担任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经理德寇西(de Courcy)事发后对翟比南的说法，汇丰银行为这笔军火交易提供了信用担保。
在这份绝密报告中，翟比南还特别提到另有一个外国人也与此案有关，但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即使是对绝对可靠的人士。
翟比南不愿透露姓名的这个人很可能与外人控制的粤海关监督有关。驻华公使麻克类在写给外交部的绝密件中谈及此事中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显然掌握整个事件的全部内幕，其下属的驻粤海关监督--一名英籍海关高级官员似乎也与此事有关连，但是安格联不可能透露半点儿信息，除非有人迫使他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