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人类学家联手，采取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分析方法，确认欧洲典型尼人的线粒体ＤＮＡ序列处在现代人类序列的变异范围以外，因此不可能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这一进展被列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
不久以前，由中国７个研究机构１２位研究人员承担的中国基因多样性课题组对中国５６个民族中的２８个民族群体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其他亚洲和非亚洲群体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研究结果认为“源自非洲的现代人构成了目前亚洲人口基因库的主体”。中国遗传学家认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大约在４００００到６００００万年前从非洲出发向东经印度洋，取道东南亚进入中国华南地区。
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认同，因为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但在形态上、而且在时空分布上都显示出进化上的连续性。而且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显示出传统的延续，缺乏人口替代经常伴随发生的外来进步文化的取代。比如，吴新智院士指出，如果中国的晚期智人是从非洲来的，那么他们应当携带着更进步、和中东地区类似的旧石器工具。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工具。吴先生认为，晚期智人从非洲迁移到欧洲可能是真的，但是中国经历了一个不同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在远东的演化以本地人种延续为主，外来人种杂交为辅。
最近，分子人类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一项由１９项信息更为丰富的Ｙ染色体指标被用来揭示东亚人群父系传承的遗传学研究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完成。由于变异相对较小，用Ｙ染色体指标来重建人群的遗传历史长期没有进展，直到一种更有效的测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层析法（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被引入之后，这一领域的探索才有了进展。在过去几年里，大量Ｙ染色体指标被分辨出来。通过对包括２１个中国不同民族的人口、２２个省份的汉族人口，３组东北亚人口，５组东南亚人口以及１２组非亚裔人口在内的大量样本的分析，表明东南亚人口要比亚洲北部的人口拥有更大的变异。这意味着东南亚大陆应是东亚现代人群最早的定居点。根据Ｙ染色体变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１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０年前，紧接着开始了向北方的迁徙过程。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晚期智人群体从东南亚开始向南迁徙，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并到达太平洋群岛。为此，Ｙ染色体分析的结果与线粒体ＤＮＡ的证据完全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夏娃理论”和东亚人口自南向北迁徙和扩散的模式。
“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为２１世纪的中国旧石器时-古学提出了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科学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地区看来不是在华北的黄河流域，而是在我们先前认为旧石器发展脉络不清的华南地区。在过去７０年里，以周口店发掘为起点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建立起以华北为中心的演化模式，表现为泥河湾早更新世地点为代表的直立人，经蓝田人、北京人、许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为主要脉络的演进谱系。对“夏娃理论”的进一步检验有可能完全改写中国这一史前史的发展模式。
“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是立足于现代人群线粒体ＤＮＡ和Ｙ染色体等遗传物质突变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设，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用发现的考古材料来对这一假设做进一步的检验。西方学者对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和结论抱有较大的信任感，相对来说考古学分析的主观性较大，而且人类的文化变异完全不同于生物变异，给多角度证据的检验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我觉得目前中国旧石器时-古学在中国人起源问题上需要留意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过渡环节上，中国的古人类化石材料还存在缺环，特别是５００００年前的材料尤其关键。这一阶段在绝对年代测定技术上也存在一定的“盲区”。如果晚期智人首先进入华南，那么我们应当在今后的田野工作中特别留心与此相关的材料，把寻找能够检验“夏娃理论”的考古材料放在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肯定或否定这一理论的确凿证据，那将成为世界考古学界和科学界的一项轰动成就，其影响绝不亚于７２年前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
第二、在旧石器研究上采取更加细致和严谨的方法，以关注人类行为和技术的变化。过去我们所习用的文化分析线条过于粗略，根本无法观察到能够反映人类行为和适应方面的细微变化。如果要检验“夏娃理论”，就需要在石器的文化分析上取得突破和改善。就目前的旧石器研究来看，我们还不足于系统观察伴随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所发生的可能变化，人类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两种不同人类群体的取代应当会从他们文化传统上反映出来。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人类的文化适应也可能使他们的技术和工具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当他们迁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像打制石器这样的原始工具，其形态特征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的原料、适应的方式和环境里所能开拓的资源，而不是文化传统。
第三、在“夏娃理论”的检验上采取学科联合的途径，也就是希望我们的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们联手进行这项重大课题的攻关。遗传学证据是软材料，而考古学证据是硬材料，这两种材料的分析和佐证不应当对立起来，应当以力求获得共同科学结论为目标。这可能需要我们克服一种民族和乡土观念，以放眼世界的胸怀和中立不偏的科学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